典忘祖的統治者“急于忘記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國家。對此，詩人極為憤慨。
    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學哲學教育系學術委員時發表的演說中，他說：“我們的第一位民族小說家是位詩人，就是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我們在《阿勞加納》這篇史詩中，不僅看到人們殊死斗爭的驚天動地的場面，看到我們的祖先在難分難解的廝殺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臨死前的痛苦，還能看到對我國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羅萬象的生動描繪。飛禽、草木、河流、小鳥、習俗、禮儀、語言、發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屬于我們的這一切，終于在史詩《阿勞加納》中得到了名稱，而正因為有了名稱，這一切才開始生存。我們繼承的這筆響亮的遺產是我們的生命，理應受到我們的精心保護。”在回憶錄中他寫道：“沒有幾個種族比阿勞科人更值得尊敬。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阿勞卡尼亞大學，看到阿勞科文字印的書，那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失去的是他們的光明磊落，他們的純潔，他們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我們是印第安人》。他大聲疾呼：
    “外交部先生，請您重印《阿勞加納》，并在今年圣誕節的時候把它送給智利的每一個兒童（也請給我一部）。政府先生，請盡快設立阿勞科大學。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同志，《阿勞加納》不僅僅是一部史詩，它還是一條道路。”“而正是埃爾西利亞的作品，正是這些明凈如水的詩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詩和人文主義。”他稱《阿勞加納》是一部字字珠璣的史詩：“智利的發現者堂·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以其璀璨奪目的寶石照亮了一片鮮為人知的土地，他還將我們阿勞卡尼亞的人與事公之于世。”“埃爾西利亞的偉大史詩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詩人在他重病臥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尋回阿勞卡尼亞的“根”。聽著他滿懷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議，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詩人還給阿連德總統寫信，建議印100萬冊他的詩選的普及本，贈送給學校、工會和軍隊。并說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洛薩達出版社，對這一版書的收益都將分文不取。詩人請總統為這本詩選寫前言，如果不行，他將印上獲諾貝爾獎時阿連德的賀詞作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沒錢買書的人能讀到他的詩。
    他手頭正忙著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還有醞釀中的計劃，未來的夢……
    聶魯達永遠“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當年初次遠航時那個20歲的小伙子，興致勃勃，眼望未來，幻想無邊。又像40歲的壯年船長，航向明確，穩穩地把著舵，揚帆破浪。他為智利今天的建設添磚加瓦，又為它的明天繪制藍圖。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夢。這就是詩人對守候在門外，窺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個寧靜的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照進聶魯達黑島的家。大海平靜，天空晴朗，微風輕搖著院子里的花朵。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晨，沒有一點兒不祥的征兆。這該是又一個忙碌的日子，好幾項早就開始著手辦理的事情今天將最后完成。聶魯達的律師也是他的親密朋友，當時正擔任阿連德政府司法部長的內格爾·塞爾希奧將到黑島，他要帶來聶魯達基金會的章程、基金會辦公處的平面圖和設計模型。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審定。
    要來的還有何塞·米格爾·貝拉斯，他將帶給詩人他最喜歡收到的東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詩集，基曼圖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贊歌》。還有一位講究吃的朋友費爾南多·阿萊格里亞也要來，得為他準備一頓可口的午餐。這又將是繁忙而熱鬧的一天。詩人和馬蒂爾德談說著今天的計劃，愉快地等著朋友們到來。沒有任何跡象預示這是和平生活將告結束的一天，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察到自己正處在深淵的邊緣。
    時間還早，聶魯達打開收音機聽新聞，他大吃一驚：除了麥哲倫省電臺，所有的臺都啞然無聲。忽然他們聽到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聲音，詩人雙拳緊握，聽著這位總統在炸彈呼嘯、爆炸聲中的最后演說：“……忠于人民事業，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詩人急切地打開另一臺收音機，同時收聽圣地亞哥和外國電臺的報道。他不停地扭著調諧度盤，絕望地尋找著那個消失了的聲音。
    不久，首先聽到外國電臺報道：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烈焰沖天的拉莫內達宮以身殉職。幾小時后圣地亞哥電臺才公布總統的死訊。真是霎時間天昏地暗，整個世界都塌陷了。聶魯達和馬蒂爾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當天下午，聶魯達開始發燒。馬蒂爾德費了很大勁兒才給圣地亞哥的醫生打通電話，他開了藥方，并且要求：“關掉收音機，關掉電視機，不要讓巴勃羅知道正發生的事情，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但是，這怎么可能？詩人始終不肯離開收音機，他要聽到一切，知道一切。
    電視機就擺在他面前：拉莫內達宮濃煙滾滾，坦克轟隆隆地在街上碾過，數百名市民陳尸街頭，他們大概只是過路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