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但是，無論是馬蒂爾德，還是詩人的朋友們，都認為聶魯達在這兒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華的陵墓里更合適。這對詩人是一種回歸：他出生于下層勞動者家庭，一生為勞苦大眾謳歌，為他們伸張正義，謀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勞動者中間，與千千萬萬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聶魯達一樣，死在同一個月死于同一災難。
    1974年7月12日，第一個沒有了巴勃羅的巴勃羅的生日。這一年，他該滿70周歲。馬蒂爾德一大早就出了門，她想第一個趕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鮮艷的衣服，巴勃羅討厭憂傷，他熱愛歡樂。在墓園門口，馬蒂爾德買了一大捧紅色康乃馨，這種花顏色鮮艷、漂亮，不易凋謝。一進墓地，就看到墓園里一車一車的警察。這么強大的軍政府，竟然會這么怕一個已經去世的詩人！來了很多人，有熟識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淚，一些人從衣服下面拿出藏著的紅色康乃馨。女人們和馬蒂爾德擁抱，對她傾訴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著她。墓前的鮮花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嚇不住人們。他們似乎在問，這么多警察到墓地來干什么？難道他們還要對死者宣戰嗎？！在寒風中，馬蒂爾德在聶魯達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著滿世界的鮮花，往事涌上馬蒂爾德心頭：“巴勃羅的生日，總是熱熱鬧鬧，鞭炮響連天，煙花閃爍，巨大的氣球歡樂地飄蕩在天空，像鳥在飛翔。這個一生播種歡樂的大孩子留給人多少回憶！”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會紀念聶魯達，詩人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但是在圣地亞哥總公墓，祖國人民對詩人的樸素紀念一定讓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沒有白唱。每年的這兩天，聶魯達的墓地周圍都布滿士兵。但是，人們還是從四面八方來到詩人墓前。他們沉默無言地肅立著，虔誠地向詩人獻上他們的悼念、他們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們手捧康乃馨，就像捧著一顆顆紅星。在這樣一個周年紀念日里，當人們正肅立墓前致哀時，一個青年緩緩走到墓前。他默默無言地從口袋里鄭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來。全場一片寂靜。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吹奏完畢，他以同樣莊重的神態收起笛子，沉默地離開了。他是誰，叫什么名字，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員，他以自己珍愛的方式：音樂，悼念他熱愛的詩人。也許正因為他深知：詩人熱愛歡樂！
    1979年，馬蒂爾德重返卡普里，并應那不勒斯市長的邀請參加該市紀念聶魯達75周年誕辰的活動。她回憶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詩集《船長的詩》就是在這里誕生的。《葡萄與風》也是在這兒動筆的。還有《元素頌》的第一首《看不見的人》也是在這兒寫成的。這首詩，現在所有的智利詩人都能背誦。這其中的緣由，可想而知。
    1981年，馬蒂爾德和博洛迪亞同機飛往斯德哥爾摩參加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10周年紀念大會。馬蒂爾德回憶了遙遠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時光！可是那之后僅一年，悲劇就斷送了詩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發言，使聽眾們深為感動。博洛迪亞則贊揚了這位堅強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舉著聶魯達的旗幟，奮勇向前。
    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向聶魯達致敬的紀念活動。世界著名啞劇演員馬塞爾·馬塞昂，這位按照啞劇規則在舞臺演出中從來不開口的大師這回頭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說：“多年前，我曾在智利為聶魯達演出過。今天，我要為他的遺孀演出。我表演的節目叫‘牢籠’，這對聶魯達和馬蒂爾德的祖國有現實意義。”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再沒有開過口，他用豐富的動作、生動的表情說明了一個被囚禁的人應該怎樣沖破牢籠。馬蒂爾德向人們講述了智利發生的最新情況，講述了聶魯達和他的詩是怎樣成為越來越多的群眾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個子先生緩緩走上臺，他講的是：“一個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聶魯達的朋友、阿根廷小說家胡里奧·科塔薩爾。
    馬蒂爾德正像當年的聶魯達，出航又歸來。她永遠肩負著神圣的使命：“繼承聶魯達的遺志，每一天都把它變為新的現實。”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亞哥考波利坎劇院舉行了名為“智利向自己的詩人致敬”的隆重紀念會，紀念巴勃羅·聶魯達逝世10周年。爭取自由民主的斗爭在智利迅猛發展，打破了軍政府不許公開集會紀念聶魯達的禁錮。參加大會的是整個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會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知名人士的熱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長拉斐爾·阿爾維蒂、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哥倫比亞著名作家、記者。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阿爾貝托·莫拉維亞阿爾貝托·莫拉維亞（1907—1990），意大利新聞記者、小說家，曾任國際筆會主席。、何塞·萬徒勒里何塞·萬徒勒里（1924—1988），智利當代著名畫家。等數十人。大會由智利人權委員會、作家協會等組織共同發起。馬蒂爾德·烏魯蒂亞在紀念會上發表了演說。她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曾經說過，而且現在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