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一時有利的形勢，堅持要從德國和俄國收回盡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o年間，英國勸告他們不聽，在同俄國談判時，他們的領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線”之內，把波蘭人在居民中占多數的地區同波蘭人僅僅在那里散居的地區劃分開來。勸告他們不能與俄國和德國同時結怨成為死敵。對于這樣的論點，波蘭人置若罔聞，絲毫不為所動。他們之所以采取這種鼠目寸光、自取滅亡的政策，是因為他們想象不出有這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長期的戰爭和反復的災難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波蘭人想當然地認為，不管他們冒失魯莽也罷，謹慎小心也罷，他們總是會不斷地被卷入戰爭的；而且，如果他們有那樣的遠見，看到有可能生象過去那樣的戰敗和瓜分，那么他們也可以回顧往事，充滿信心，認為既然過去能夠在黑暗中重見光明，將來也會如此。
    德國人的心理不象波蘭人那樣簡單，因為德國的中產階級將會同西歐和北美的中產階級一樣受到損失。可是，事實將證明，德國人比英國人或法國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給所有的德國人帶來了殘殺、戰敗、失望、幻想的破滅、受恥辱和喪失領土等痛苦的經歷，而且對德國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甚至后來還遭受了更大的苦難——通貨膨脹造成的破產。可是，結果呢，德國人竟然愿意讓一個瘋狂的者去決定他們的命運，這個者自己確信，德國將在1939年實現征服全世界的目標，在1914年時，德國曾為了想實現這一目標，結果遭到慘敗。在三十年代里，德國人與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在不愿再打仗這一點上，程度是有差別的。這一點對希特勒的打算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準備動一次勢不可當的閃電戰的時候，希特勒意識到德國人在作戰能力方面勝過西方的鄰國，因此確信自己一定能夠完成他的前輩在1914年到1918年間未獲成功的事業。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德國人和英國人的心理從表面上看確實是很不相同的；因為從1918年11月到194o年4月，英國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種“正常狀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英國人認為，這種“正常狀態”的標準，就是聯合王國的中產階級在5年到1914年這一百年問曾經過慣了的那種比較幸福的生活狀況。如果說，英國中產階級在這一百年間的生活狀況已經使上帝滿意地稱他們為“文明人”的話，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定被看作是一場可怕的災難，猶如19o2年佩萊火山爆使馬提尼克島上的圣皮埃爾城遭到毀滅，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號輪船觸冰山而沉沒那樣。在為將來制訂計劃時，不必預期，因此也不必考慮到這種慘劇會重演。只要任何這樣的計劃是可以實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國就應該打算恢復和保持不受歐洲大陸的混亂所干擾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隨后又在4年到1871年間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種生活。這就意味著，英國要恢復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對歐洲大陸任何一個國家既不承擔義務，也不進行反對。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決爭端時，英國成為國際聯盟盟約的締約國，確實承擔了一種新型的義務，其范圍不僅涉及歐洲，而且還涉及全世界。固然，當美國不愿接受這個盟約，從而使該盟約失去效用時，英國也沒有宣布在盟約上的簽字作廢。可是，這并不能說明英國意志堅決和勇敢大膽，而是可以說明，英國沒有對它所承擔的盟約義務記在心上。或許，那些還想到有過這么一個盟約的英國人中，大多數都把它看作是一種學究氣的習作，旨在取悅少數脫離實際的空想家。而這些空想家本人，則似乎多數都把該盟約當作是一種恩賜給他們的魔法，使他們可以憑空不勞而獲，就象一個貪得無厭的銀行家，沒有黃金作擔保就行紙幣，同時卻巴望持票人決不會向他兌換黃金。他們當然不會把國聯盟約看作是要他們“流淚、流汗、流血和苦干”來盡的義務，但是，當丘吉爾于194o年5月13日要求他們作出這些可怕的犧牲時，他們畢竟還是非常平靜地毅然接受下來，這時候，國聯盟約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當作寶劍來使用的人們手中，早已變成一根折斷的蘆桿了。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里，英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所經受的嚴峻考驗不是它對國聯的態度，而是它對法德兩國的態度。在英國人同這兩個歐陸強國的交往中他們對此的確是重視的，他們堅持再度采用在十九世紀奉行的那種不承擔任何正式義務的政策，這個政策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它使法國人感到傷心，同時又聽任法國人在德國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種，使希特勒能夠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從1918年11月11日到194o年6月25日，在英法關系的這段歷史中，英國采取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行動，拒不批準在1919年6月28日答應給法國的保證，這件事生在美國參議院否決了美國于同一天答應給法國的與之類似并相互有關的保證之后。實際上，這等于是在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人們毛骨悚然地親身體驗到德國的軍事力量時，這個協約已經表明了，為了使法國、同樣也使英國能夠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