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遠見的法國政治家和英國政治家，在19o4年和19o4年以后，在當時還無法估計其大小的德國威脅面前，為了消除他們兩國之間的矛盾，曾經互相作了讓步，但是，甚至這些政治家，也不曾認識到，德國的實力究竟有多么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才看到了德國威脅的嚴重程度；大戰以后，英國的政治家對法國人當時痛心地意識到的那種現實狀況，實在沒有理由熟視無睹。英國不肯批準戰后對法國的保證，這給英法關系一個狠狠的打擊，使兩國的關系從此沒有恢復過來；從那時起，這兩個曾經在1914年到1918年間依靠這一協約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調就越來越不一致，直到194o年6月終于悲慘地分道揚鑣為止。
    對于這種指責，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里，英國政治家們或許會作這樣的回答：光是向他們過去的盟邦法國提供軍事上的保證，來防止他們過去的敵人德國萬一再度動侵略，只不過是在試圖解決德國問題方面的一種消極措施。他們或許會提出這樣一種積極的解決辦法：應使德國與西方國家恢復相互禮讓，使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結成伙伴，先是成為平等的，然后成為樂意合作的伙伴。為了收到這一積極的效果，英國人竭力幫助德國去恢復戰前的繁榮，使德國與它所進行貿易的一些國家在經濟方面能相互得到好處。但是，英國的這種建設性的、有遠見的政策，卻被法國想要使那個暫時被打敗的德國永遠貧弱的盲目企圖所破壞了，這個企圖到頭來是注定要失敗的。要是英國對此提出任何抗辯的話，法國會回答說，法國對英國的建設性政策之所以進行這一致命的破壞，其責任主要還是在于英國。因此，英國的政治家們理應早已預見到：沒有法國的默許和合作，他們就無法幫助德國復興，他們也無法使法國人欣然支持英國的這一政策，除非他們開始向法國提供軍事方面的保證，因為如果沒有這種保證，法國將永遠不會感覺安全，從而使它對德國采取的行動也永遠不會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國的政治家們理應還看到：由于他們自己在當初把該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錯誤，結果給了當時的法國總理普安卡雷一個促使法國對德國進行壓制的機會，這時他們必須向法國施加事實上比以往任何時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壓力，以阻止法國不致走極端，而使德國人的怨氣達到無可消除的地步。事實上，英國人是為了滿足不承擔任何義務的妄想而犧牲了一切。他們不批準對法國的保證，拒不承擔義務，他們不肯負起責任去抑制法國，使之不致激怒德國；而當他們最后承擔起那個公正無私的1925年洛迦諾公約規定的義務時，為時已太晚，無法彌補已經造成的心理上的損失。他們在保持自己行動自由的名義下，那時候已經反躬自責，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盡管這場災難正是他們一直要想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