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戰，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這部回憶中都有真實、生動、詳細的記載。馬蒂爾德以深摯的感情，詩一般的語言，追述了聶魯達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奮斗，他的歡樂和痛苦，他的愛和憎。特別是，他們共同度過的難忘歲月。馬蒂爾德寫出了聶魯達流亡生活的艱辛，詩歌創作的甘苦，獻身者的胸懷，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稱巴勃羅為“愛情詩人”，這的確是作為詩人知音的真知灼見。聶魯達在他歷盡滄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停止過歌唱。他堅信：“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他的詩作，充滿對故鄉、祖國、親友、人民，對生活、對真理大海一樣真摯、深沉的愛。他像參天大樹，深深扎根于泥土中，與人民血肉相連，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贏得了人民深摯的愛、永恒的懷念。馬蒂爾德的回憶錄是一份難得的史料，有獨特的價值，它提供了有關聶魯達生活和創作的許多鮮為人知的詳情、細節。詩人的生活在馬蒂爾德筆下得到了忠實、生動的再現，她為詩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聶魯達的遺著除了上面提到過的以外，還有兩部：《愛情書信集》《給勞拉的信》。《愛情書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廣大讀者，成為一本暢銷書。它揭開了一個嚴守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中有兩個姑娘的形象：瑪麗索爾、瑪麗松布拉。她們究竟是誰，一直是評論家和研究者們的一道難題，一個難解之謎。而詩人對此的回答是：“人們常常問起我《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里的兩位女人是誰？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愛情書信集》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說為115封），全部是聶魯達寫給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的。她就是被詩人稱為“瑪麗松布拉”的那位“頭戴灰色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發詩人寫出《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這本《愛情書信集》的出版同時又受到了指責。當時仍然健在的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對記者聲明，這些信件是她侄子從她手中騙去的。他假說要幫她整理這些信件，但實際上卻把它們賣給了一個古董商，換取古玩。這個古董商塞爾希奧·費爾南德斯·拉臘因就是《愛情書信集》的出版者。阿爾維蒂娜提出訴訟，打贏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這些信件被印成書出版，卻成了既成事實。
    提出抗議的還有馬蒂爾德。這部書信集公布的信件內容對她絲毫無損，她是聶魯達深摯愛情的最終擁有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傷害她的是費爾南德斯的“海盜行徑”。《愛情書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費爾南德斯和阿爾維蒂娜的侄子用欺騙手段偷偷摸摸搞出來的。他們沒經過收信人的同意，更沒有經過馬蒂爾德·烏魯蒂亞的同意。馬蒂爾德是聶魯達財產、包括精神財產的合法繼承者。她對記者發表聲明說：“這位先生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應該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沒有這么做。因此，這種行為構成了盜版、侵權……這本書，當然不能再出版。”這本書的出版，阿爾維蒂娜、馬蒂爾德沒拿到一分錢，那個古董商卻因此賺了大錢。正如馬蒂爾德所說：“這本書非常暢銷，而且遠銷世界各國。”毫無疑問，這些信件必將收入新版的聶魯達全集，但要去掉《愛情書信集》中費爾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亂語。何況，聶魯達的“愛情書信”，絕不僅僅是這111封寫給阿爾維蒂娜的信，還有他給黛萊莎的、德麗亞的，特別是給馬蒂爾德的大量書信，都應該包括在內。
    《給勞拉的信》是由作家烏戈·蒙特斯編輯，由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經常去拜訪聶魯達的妹妹勞拉，特別是在馬蒂爾德去世后，他成了勞拉的常客。他喜歡聽勞拉回憶20世紀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開拓時期的生活。聽勞拉講述她的也是聶魯達的當鐵路工人的父親，詩人的mamadre——勞拉的生身母親，特別是聶魯達——他那時的名字是內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勞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給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聶魯達從世界各地寄給勞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捆大小不一、顏色發黃的信件，直覺得燙手。好久他才說出一句話：“勞拉，這可是無價之寶啊。”勞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極為小心仔細地把它們包好，然后鄭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會給這些信件以最適當的處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這本印制得極為精美的書信集《給勞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顏色以摹寫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稱是書志學中的瑰寶。
    蒙特斯為《給勞拉的信》寫了序，強調指出這些信件的特殊價值。它從一個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羅·聶魯達直到當時還不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親情、兄妹情誼。這對人們完整、全面地認識聶魯達起著任何別的資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這28封信和17張明信片充滿遠離故土、難耐寂寞的游子對父母、妹妹的懷念、溫情。勞拉·雷耶斯是聶魯達生活中的堅強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學生公寓那忍饑挨餓的日子里，是勞拉設法不時找幾個錢捎去接濟這位餓死鬼詩人。在遠離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