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草不除，良苗不秀；亂暴不禁，善政不舉。執政以后，王猛首先整頓吏治，明賞罰，裁冗劣，拔賢能，挑選得力官員巡查四方，整頓地方各級統治機構。對于違法亂紀的公卿貴族，王猛更是不畏權貴，有罪必罰。
    359年，王猛由咸陽內史調任侍中、中書令(皆宰相職)、兼京兆尹(京都長官)。京城之地，顯貴聚居，或皇室宗親，或大功于朝，身居要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對于他們的不法行為，尋常執法官員根本就不敢過問。王猛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這樣一群人。
    時有貴族強德（皇太后弟弟），酗酒行兇，搶男霸女，王猛未及奏報，收而斬之。等到苻堅的赦書飛馬趕到時，強德早已“陳尸于市”。
    隨后，王猛與御史中丞鄧羌通力合作，全面徹查害民亂政的公卿大夫，彈指之間鏟除不法權貴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令行禁止。
    苻堅感嘆道：“直到今日我才知道天下是有法度的，天子是尊貴的！”
    有能臣如此，苻堅怎么可能不全力支持，惜之愛之！
    在“有罪必罰”的同時，王猛還力求做到有才必任。王猛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對賢才遭嫉有著深刻地體會，“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所以，他也像苻堅保護自己一樣保護賢才，用才不疑。先后舉薦在職官員苻融、任群和處士朱彤等，使他們各得要職。滅燕之后，又推薦房默、房曠、崔逞、韓胤、田勰等一大批關東名士擔任朝官或郡縣長官。
    反之，對于那些不稱職者，王猛棄之如弊履，堅決罷黜那些不稱職者。
    在吏治和人才選拔方面，王猛認為，單純的個人考核和推薦是不能滿足政府需要的，也不能確保人才的質量，只有成熟規范的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為此，王猛創立了薦舉賞罰制度和官吏考核新標準。
    主要內容如下：
    薦舉賞罰方面，地方官員分類別薦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人才，上報中央，由朝廷對被舉薦者加以考核，合格則分授官職；凡所薦人才名實相符，則薦舉人受賞，否則受罰。
    官吏考核方面，凡年祿百石以上官吏，必須“學通一經，才成一藝”，不通一經一藝者統統罷官為民。
    薦舉賞罰制度和官吏考核新標準的實施，沉重地打擊了早已淪為士族壟斷政權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也否定了十六國以來許多胡族軍閥統治者迷信武力、蔑棄文化知識的落后觀念；有效地提高了前秦各級官僚的才德素質，“才盡其用、官稱其職”的新局面日漸形成；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狀況為之一變，賄賂請托、恣意妄舉的腐敗現象逐漸消除，養廉知恥、勸業競學之風日盛。
    經過此項改革，沒有才能的氐族舊貴族勢力紛紛倒臺，新崛起的少壯派官員則出自前秦社會的各個階層，取代了當時各國將領家族化的現象。到前秦滅燕時，苻堅手下的大小將領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堪稱兩晉十六國之最。王猛、權翼、鄧羌、張蠔、毛當、石越、呂光、竇沖、梁成、慕容垂、姚萇、苻融、苻洛、苻丕等盡皆文武雙全，足以和赤壁之戰前的曹操勢力相比，而且仿佛略勝一籌。尤其難得的是眾將領個個都是有勇有謀的年輕人，而非體衰年邁的老頭子，建功立業的進取心不容置疑。
    第二項治國舉措是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在王猛的倡導之下，前秦恢復了太學和地方各級學校，廣修學宮，聘任學者執教，并強制公卿以下子弟入學讀書。苻堅每月親臨視察督導，以擴大影響力和號召力。先進的漢族傳統文化很快在北方得到復蘇和振興，前秦官員的后備人才培養也隨之步入正軌。
    第三，調整民族關系，促進民族融合。前秦廢黜了胡漢分制之法，確立“黎元(百姓)應撫，夷狄應和”的基本國策，諸族雜居，互相融合。減輕了氐族和漢族、氐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
    對于破壞民族團結者，苻堅均予以嚴肅處理。于是，匈奴、鮮卑、烏桓、羌、羯諸族紛紛歸服，有才干者皆被委以要職重任，“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人種，皆奇貌異色”。
    此外，王猛作為漢人而能盡忠于前秦，與苻堅名為君臣，形同兄弟，為前秦的民族團結政策做出了榜樣。
    其四，興修水利，獎勵農桑，努力發展社會生產。
    為解決關中少雨易旱問題，前秦政府征調豪富僮仆三萬人開涇水上游，鑿山起堤，疏通溝渠，以灌溉梯田及鹽堿地，“百姓賴其利”。
    通過召還流民、徙民入關等途徑增加農業勞動力，并節約開支、降低官僚俸祿、減免部分租稅，以減輕人民負擔。
    前秦政府還經常派員巡察地方，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獎勵勤勞耕作的農民。
    于是，荒田重耕，帛、粟滿庫，前秦立國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
    王猛的施政舉措為前秦帝國帶來了嶄新氣象，境內清平安靜，百姓家給人足，安居樂業，“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賈販于道。”百姓有歌唱曰：“長安大街，楊槐蔥蘢；下馳華車，上棲鸞鳳；英才云集，誨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