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政府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政府沒有采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征收重稅來支付”。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
    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飛機制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采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把被掠奪去的巨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收回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利潤是被一些對飛機工業的有效生產毫無貢獻的人騙去的。
    最后，在1939年6月20日，實行了一種新的軍火利潤稅。對每年軍火合同收入不少于二十萬英鎊的廠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后終了的任何一個會計年度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課征百分之六十的稅款。但工黨覺得如沒有完善的政府控制，就很難完全達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堅持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征兵這個爭論問題所表明的，工黨不愿意為徹底的組織方面的變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價，盡管這種變更是它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當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時，艾德禮既根據理論上的、也根據實際上的理由表示反對：
    我們反對實行征兵，因為我們相信，就以加強這個國家來說，當它應該是堅強和團結的時候，征兵卻將使它變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后，每一個工會會員都知道，存在著從工業中征兵的危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長的空軍。它必須為它們提供軍火而且無疑還要以軍火來援助它的盟國。它不能夠，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龐大的大陸軍隊。……純粹在人員的數量上算計，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自由黨也反對征兵法案，理由是“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比用強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廣泛、強烈的響應。志愿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國人民的歷史和傳統。”然而，這項法案一讀時投的反對票(工黨一百三十八票，自由黨七票)，與其說是激烈反對這事本身，倒還不如說是主要表明：要捍衛長期所遵循的原則，對張伯倫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與他們商量而引起的憤怒。然而工黨在5月4日開始的二讀辯論中仍堅持其反對意見，而且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開要求歸還但澤、并宣布廢除1934年的德波協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以后發生的。艾登呼吁全院一致通過這一措施，以此來向朋友們、同時也向敵人們表明英國反抗侵略的決心，但是他的呼吁沒有成功。安奈林?貝文甚至走得更遠，竟暗示說張伯倫只不過是屈服于希特勒的恐嚇。“我們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獲得勝利。他使我們喪失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英國制度——志愿入伍。……他們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嘗試來反對國際贓物的重新分配以保護他們自己之外，還能拿什么理由來說服青年們去打仗？”在辯論的最后一天，艾德禮說：“隱藏在這一法案背后的感情，并不是想要滿足國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我們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殘。”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則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應先征用財產，實行軍隊民主化，保證工會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以及土地國有化。其他工黨議員，甚至威脅要通過他們在選民中的影響來抵制征兵。5月8日這一法案二讀時，工黨所投的反對票從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這次投票中，自由黨發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擁護政府，其余棄權。在審議委員會中，工黨迫使進行了二十四次分組表決，最后一次是在三讀時進行的，因而三讀表決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這期間，沒有一個人比批評政府最尖銳的溫斯頓?丘吉爾更加強烈地感到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好地為這一措施辯護。關于反對黨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他后來寫道：“它使自由黨和工黨黨人喪失了指責當前政府的任何權利。他們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的對付事情的辦法。”他接著以他特有的寬宏大量的姿態補充道：“現在他們要顯示一種更加真實的辦法了。”
    第在國民議會就慕尼黑協定發表一項聲明時宣稱，“只有當我們的國民生產能夠讓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圍各國人民對話時，我們才能維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別權力的要求。他告訴國民議會說，“倘若你們不同意一種完全沒有異議的努力，國家就不可能去對付那些我感到即將來臨的可怕事件。”他答應到11月15日就放棄這種特別權力，并且同意不干涉四十小時工作周的原則，只是限制它的影響范圍。然而，他暗示國防工業的某些部門延長工作時間也許還是必要的。10月22日，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