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元，若是這樣，我猜這伙賊人，人數應該不會太多。你方才說那些遭劫之人，都是不知不覺之間，財貨為人掠去，而賊人所乘，也多是小船。這就說明他們并無公然犯上的能耐，不過靠著些熟悉地形水系的伎倆，暗中作案罷了。可你想想，若只是這樣一伙賊人，他們會有那個膽量，來破壞你的就任之禮，又在這撫院之中安置火藥，意圖與朝廷相抗嗎？我看其中還有蹊蹺。”秦瀛聽著阮元言語，也不禁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李將軍所言也不只于此。”阮元道：“除此之外，李將軍信上還提及，近年來，由于鹽務疲敝，私鹽漸多，而這浙江私售私鹽之人，有個經常聚集的地方，就是杭州、紹興沿海的南沙。但即便如此，李將軍并不知南沙這些販私鹽之人，有誰膽敢公然對抗官府。而且，這南沙方圓百里，北自海寧、南至上虞，若是在這其中尋人，也不容易啊？”
    看著王昶在側，阮元也依禮拜道：“蘭泉先生，您之前也做過陜西按察使，田五反抗朝廷之時，您守御長武，也曾立功。卻不知對于這賊盜之事，您可否賜教一二呢？”
    王昶道：“伯元，這在老夫看來，卻是兩回事了。當年田五反抗朝廷，頗具聲勢，而且他們一開始就是沖朝廷來的，面對這樣的敵人，自然要嚴加防范，勤修炮械，約束士民。可今日你所見賊盜，卻是隱匿無蹤，不與官府相抗。平日隱于百姓之間，我等為官之人，又怎能輕易發覺呢？所以按老夫的想法，這民間賊盜，便要以民間之法來破，你須得找到一些合適的百姓，比如錢塘江上的船夫，去尋那賊盜蹤跡，這樣或許能把他們的老巢探出來。我等身居高堂，行止與尋常百姓大異，若是我們去做，必然露出馬腳，反倒可能讓賊人搶了先機。所以伯元，這浙江民間，你可有熟識之人？就是那種勤務農桑，卻與讀書仕進關系不大的。若是你有這般熟人，這件事就好辦了。”
    “蘭泉先生所言有理。可我之前雖然在浙江督學三年，平日接觸的，大半還都是讀書之人，民間百姓對我倒也客氣，可若說交情，便沒有了。而且這件事本身也有風險，我又怎能如此輕易讓那些百姓為我犯險呢？”阮元一時也沒有合適的辦法。
    “伯元，這賊盜之事，其實我在常州，也多有耳聞，常州可有位隱居的大儒，兼通經史，你可知他是何人？”孫星衍忽然問道。
    “淵如兄所言……難道便是甌北先生？”阮元道。所謂甌北先生便是清代名儒，史學大家趙翼，他與錢大昕齊名，所著《廿二史札記》在當時亦廣為流傳，趙翼和錢大昕關系從來不錯，所以阮元因錢大昕之故，也讀過趙翼著作。只是這時趙翼年事已高，又兼足疾漸劇，不便出行，是以阮元南下之時，雖然想到了趙翼，卻并未前去拜訪。
    “正是他老人家。”孫星衍道：“早年林爽文反抗朝廷之時，甌北先生曾在軍中參贊，是以這東南沿海之事，他老人家多有親眼所見之處。我在常州時，常常到他家中討教，他也與我說起過這東南沿海，為何海寇不止。其中根本，便在于近些年閩浙不少督撫大吏，要么平庸無能，要么便是和珅心腹，他們深剝以迫下，厚斂以奉上，百姓早已苦不堪命，是以若有些賊盜膽敢反抗朝廷，百姓大多不相信朝廷，反而時常幫忙隱匿賊盜。更有甚者……便是投賊了。所以若想根治海寇，剿絕土盜，還是應該從百姓入手，根除苛政、實心賑濟，同時勤練保甲，使民間得以自衛，這樣人心回來了，賊人便也被隔絕于百姓之外，無所遁匿了。”
    “而且，這閩粵浙三省，又有一事與內陸各省不同，這東南三省，從來便是疍戶、墮戶、九姓漁戶聚居之處，這些人幾百年來，都隸屬于賤籍，國朝雖然已經開良賤之禁，可這數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偏見，卻始終不能消散。其實很多務農行商之人，也并非不愿幫助朝廷，可在他們心中，從來良賤有別，他們也根本不會去關注這些賤籍之后，而眼下無論海上之賊，還是陸上之盜，卻大多與這些賤籍之后有關系。所以要想根治賊盜，根本之策在于安民，而安民的關鍵，又在于這些賤籍之后。所以伯元，我倒是想著，不如我們現在就看看，這浙江省有什么對賤籍之后特別不利的陋規，若能廢去一二，說不定那紹興務百業的墮戶、錢塘江上操船的九姓漁戶，就會有人感激你這番恩德，前來相助于你呢？”
    孫星衍所言疍戶，是閩粵一帶依船為生的漁民，墮戶則是紹興、寧波一帶從事各種民間雜業（如紅白事、剃頭、奏樂等）之人，而九姓漁戶則是浙江各水道間的漁民。這些人在明代因職業不同于士農工商四民，又或曾與明軍對抗之故，被列為低人一等的“賤籍”，直到清雍正年間，“賤籍”方才逐漸取消。即便如此，“賤籍”之后依然數代不能應舉，在民間和其他農民、商人也多有隔閡。尤其是清中葉之后，由于人口漸多，土地不敷使用，很多務農之人更加歧視“賤籍”之后，生怕他們前來爭奪生計。對于這些事，阮元自然也有耳聞，不過他畢竟世代耕讀，對于“賤籍”并沒有多深的感受。
    “淵如兄之言，確實有理，也是根本之策。只是……”阮元一邊說著，卻不禁嘆道：“只是各位也都看見了，這些賊人已經把火藥放在了我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