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群牧。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眾采，庶無失事。……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取進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慮久遠者，以為過憂；事興革者，以為生事。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則進賢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教匪亦必隨而跡之。近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殺千百無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
    何以言用人行政未盡改也？蓋其人雖已致法，而十馀年來，其更變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否則，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為者，而諸臣又群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見，十馀年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隸，并樂與抗禮者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夫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
    而亮吉更有所慮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齋戒殺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尚玄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賞罰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琳、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宜綿、惠齡、福寧則喪師失律於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陜、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僨事者屢矣。提、鎮、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
    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舉細故，不切政要。否則發人之陰私，快己之恩怨。……然或因其所言瑣碎，或輕重失倫，或虛實不審，而一概留中，則又不可。……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尚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無不取之於州縣，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千萬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過發督撫審究而已，派欽差就訊而已。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其明效大驗也。亮吉以為今日皇上當法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
    嘉慶等著阮元詳細觀瞻已畢，又問道：“怎么樣？不如你來說吧，如此狂悖不堪之語，到底該如何處置？”
    “回皇上，這洪翰林的上書，臣已看過了。”阮元原本也是擔心洪亮吉真有什么針對朝廷社稷之語，是以看過之后，反而放下了心，道：“臣還是之前那句話，皇上，您當時下詔求直言的時候，就沒有想過，所謂直言，本就多是激烈難聽之語。而下臣小民上言，必有與皇上和王公重臣所思所念，大有不同之處嗎？昔日魏征在唐太宗面前言語激烈，唐太宗盛怒之下，甚至放言欲殺之而后快，魏征言語如何，皇上不難猜想到啊？唐太宗是英明之主，尚有此言，皇上自然也應該想到，講求直言之后，皇上也該有盛怒之時啊？”
    “他若是稍有激烈之語，朕看著也就不追究了。可你仔細看看他其中上言，難道我大清，在他洪亮吉，一個大清臣子眼中，就是這樣污穢不堪嗎？若是這篇奏疏傳了出去，被外人知道了，還不知多少人會引用其中文字言語，肆意毀謗朝臣，圖謀傾覆這江山社稷呢。若是朕今日不將他洪亮吉置之以法，明日那些心懷叵測之人，就會把這篇奏疏，當作殺人的利器啊？”嘉慶言語之間，雖然對洪亮吉依然不愿饒恕，但阮元在這里看了小半個時辰的奏疏，在平靜的氣氛之下，嘉慶的怒氣倒是也消減了不少。
    “皇上，臣覺得不會如此。”阮元道：“川楚百姓，何以反抗朝廷，皇上也對臣說過，百姓之中，均深知此舉，乃是官逼民反。彼時沒有洪翰林上言，可百姓還是反了。但皇上親政以來，在四川重用劉清劉知府，他前后勸諭賊人歸降，予以農具器械，令其歸家還耕，前后大半年來，已招撫了兩萬人，這說明什么？若是百姓知道，皇上是真心為了他們著想，自然就不會反抗朝廷，行賊盜之事了。如此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