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舊貨幣體系混用的問題，“文”這個單位依然存在，大伙還沒習慣稱其為“分”。按照新的貨幣標準，如果一元錢等于原先的一兩白銀，五十文就相當于五分錢，當然實際上并不能這樣直接換算。
    不過五十文一天的工錢，干滿一個月也才掙一兩五的官銀，實際換算還不到現在新幣的一元五角，這是因為新幣的流通還不太高，所以幣值略有升高，如果放在明末，這個工錢會讓很多人搶破頭，但是現在嘛……
    有力氣的壯年男子工錢比這高一倍，有技術的還得再翻一番，除了老弱病殘，誰還看得上這點工錢？而且這只是建筑工地上的價格，若是會點手藝的，在作坊里的價碼更是水漲船高。
    可即便工錢高到這種地步，用工荒還是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所以為了挖掘人力資源，同時也為了節省開支，商賈與工廠主們很自然的推行起學徒制，一群群只有12、13歲的孩子們，被學一門手藝養家的美好愿景吸引，走進了各個商鋪和作坊。
    太子一行人自然也看到了這些童工，可一來沒有人將這一現象當做侵犯人權。二來因為勞動力短缺，這些童工的待遇也不是太糟糕，所以沒人覺得這件事有什么問題，可姜田作為一個穿越者，他的底線比這個時代要高一些，所以他頒布命令，對整個勞務市場約法三章。
    因為是臨時約法，所以內容很簡單，第一條便是雇主對員工在工作期間的生老病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第二條是勞動雙方權利平等，不可體罰打罵。第三條是每月至少有兩天帶薪休假。
    這三條看上去很簡單，可對這個時代來說卻有點超前，主要是不能體罰和帶薪休假，讓很多資本家怨聲載道，可沒等他們抱團抗議，用工荒就讓他們不得不用更優厚的條件來招人。再說只要工錢夠高，也沒哪個工人抱怨這些。
    說起這個現象，放在其他地區絕對是匪夷所思，可在天津這里卻順理成章，百思不得其解的太子只得求教姜田：“先生優待百姓的心思我是懂得的，不用說這些日本來的勞工也是一體辦理，可為什么只有天津能夠推行？”
    姜田站起身指著棚子外的水泥路：“因為我這里有一條能發財致富的金光大道！因為我這里沒有攤派和潛規則！要想賺大錢就要擴大生產，這是供求矛盾決定的。”
    正所謂要想富先修路，這個道理后世的中國人都懂，其實這個時代的古人也懂，只是他們沒有能力改變天下的格局，也就是不可能修路致富。但是姜田給了他們這個機會，直通海港與運河碼頭的水泥路，不僅硬實平整，還使得馬車的通行速度加快，承載能力上升，即便是老式雙輪雙轅單馭馬車，運載量也比以前高不少。
    同時因為這里進行了稅制改革和打擊壟斷的原因，普通商人也有了施展拳腳的機會，工商業繁榮必然帶動相關第三產業的繁榮，各行業都在快速擴張，這人力也就更緊張了。
    如果是在明末天下大亂之前，能夠利用這個辦法安置天下流民，這大明的江山未必會受小冰河期的影響，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農民起義了，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放到這個時空，姜田很清楚如何刺激工商業發展，尤其是了解到這個“幾乎沒有”商稅的制度下，為什么進化不出資本主義之后，可以有針對性的制定一個促進商業繁榮的地方性制度，只要資金投入進來了，他自有辦法讓社會流動起來。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故有的管理方式能否勝任接下來的改革，因為原先的儒家治國可是將商賈當成肥豬來養的，只是殺豬帶來的利益全都進了私人腰包。在原時空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所以成果璀璨，是因為當時全國上下都有一股改革的迫切需求，膽子大的勇于邁出第一步，其它地方則學習人家的經驗。
    而這個時空之中，天下唯二有改革意愿的是張韜和姜田，就算有人知道要變法圖強，可該怎么干卻是莫衷一是，尤其是張韜取消了文人的特權之后，少數的一些有識之士也不敢站出來了，所以這天津衛只能交給姜田。
    于是姜大人想要改革，就必須尋找到支持自己的盟友，同時還要有大量的金錢投入，這不是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投資，張皇帝就算是把自己的私房錢都投入進來也是不夠的，，所以姜田只能采用招商引資這個辦法。
    因為道路的通暢，帶動了工商業的發展，新城中原先的空地也跟著水漲船高，最早跟著投資的幾大商團，因為姜田的指點，土地的位置最好，僅地皮的升值就已經超出了原先入股的數目，這可是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也讓更多的人看著眼紅心熱。
    看著那些從馳道上駛下的馬車，每輛車都是裝滿了各種貨物，一輛輛車馬駛入沿街的商號，原材料則去往更遠的作坊區，更多的火車則匯聚到原先的運河碼頭，在這里裝船北上或是南下。
    太子看著這一切，突然有一種大治之世就在眼前的感覺，他不由得問到：“先生當初力主廢漕改海，朝堂內外不知有多少人抨擊彈劾先生，可今日觀之，這運河竟比先前還要繁忙。”
    姜田的嘴角略微一撇：“我不知道彈劾我的那些人用意何在，姑且當他們是憂國憂民吧，畢竟前明的李自成不也是因為裁撤驛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