澗磁村發掘出的兩塊碎片，其中一片綠釉瓷片刻有云龍紋，與白瓷的紋飾相同，斷定為定窯的產品。
    奇怪的是，綠釉定窯瓷器，并無文獻記載。
    這里面肯定有著一些隱秘，所以彷制起來需要格外注意。
    還有，如果制作彷古瓷，那就一定要對“官”字款識，有詳細的了解。
    說到定窯瓷器的款識，這不得不提一下喜歡瓷器，喜歡題字的乾隆。
    比如有一件定窯白釉印花菊鳳紋盤，其使用覆燒法，底部留白本是最有別于其它瓷器的，可如此好的留白之處，卻被他題滿了字。
    這件定窯白釉印花菊鳳紋盤，高4.3厘米，口徑19.2厘米，足徑12.7厘米。
    盤敞口，坦底，弧壁，圈足，口沿露胎無釉處鑲銅口。
    通體施白釉，釉色白中泛灰，外壁明顯見到拉坯留下的旋痕，以及蘸釉時留下的“淚痕”狀垂釉。
    器里口沿模印回紋一周，內壁模印荷花紋飾，盤心模印雙鳳菊花圖桉。
    可是其現在的外底，鐫刻著清代乾隆皇帝御題詩一首。
    詩曰：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質韞珠光堪作鑒，紋鏤花鳥具傳神。擎來掌上掬明月，題向詩中證舊因。盛得朱櫻千萬顆，滿盤琥珀為生輝。
    后署“孟春御題”。鈐“比德”、“朗潤”兩方章。
    這就是一件有問題，或者說是有點有爭議的定窯款識，而這樣的瓷器，定窯還有不少。
    比如市面上常常看到一件官窯瓷器，下面落著一個大大的“官”。
    這對于一些入行不久的人來看是合理的，“官”字就是官窯的意思。
    其實不然，北宋定窯的落款有15種之多，然而最為常見的落款，就是“官”字。
    僅1985年長安北郊火燒壁出土“官”字款識的瓷器，就有33件。
    1969年北河定縣，兩座塔基也出土了“官”款識瓷器，數量達到17件。
    故宮玩物院與彎彎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多件“官”字款識的定窯瓷器。
    自北河定縣出土了大批“官”字款識瓷器后，學術界基本統一了觀點，即認為“官”字款識白瓷，絕大多數為定窯產品。
    所以網上或者是市面上的那些，但凡是官窯風格，卻又落著“官”字款識的瓷器，均是后期偽造之物。
    官窯的瓷器，卻是定窯燒制的，怎么可能？
    所以，有官子款的瓷器，肯定是有著定窯的風格，而不可能是官窯的風格。
    官字款瓷器，十分特殊，它是自宋至清一款獨具風景的官（官方瓷器，不是官窯）窯器。
    古玩界通常把這類瓷器，解讀為古代帝王御賜官員的逝后專用陪葬器。
    在古代很早的時期，比如越窯、耀州窯和定窯，都曾燒造過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窯瓷器為多。
    其時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定窯官字款，大多素面無紋飾，多采用花口、起棱、壓邊等技法，有的還在口、足部鑲包金、銀扣。
    但也有部分存在外刻蓮瓣，內刻花卉、動物及里外均有刻劃等等。
    遼代瓷器款識，帶有“官”字款的器物有雞冠壺，穿帶壺、盤口瓶、三角形碟等。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窯”的代名詞，而是意指定燒單位。
    唐宋時，與“官“字有關的機構有兩個，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
    前者專管皇帝的飲食，后者，既要負責供應宮廷用瓷，又要承擔皇帝賜給大臣喪葬用的明器。
    考古資料表明，除了定窯窯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遼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都有出現定窯陪葬品。
    如臨安晚唐錢寬墓及其妻水丘氏墓、神都遼趙德鈞墓、赤峰縣遼駙馬衛國王墓等，都出土過官字款瓷器。
    這類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燒，用于皇帝賜給已故大臣的喪葬用瓷。
    當然，“甄官署“定燒的官字款瓷器，還可作它用。
    這里就出現了爭議，因為在發現官字款定窯器的早期，其多在古墓之中發現，所以一直被收藏界認為，這是一種皇帝賜給大臣喪葬用的專用明器。
    明器在國內就是不太受待見，就像早期的唐三彩一樣。
    不過，兩者還有不同，唐三彩確實是明器，不做他用。
    而定窯出的官字款瓷器，卻是不同，它是御賜之物，卻不一定是專業御賜陪葬之物。
    這一點在一些傳世的官字款定窯器之上，就有所表現。
    因為流傳到現在的一些官字款的瓷器，有著因經年累月擺放挪動，而留下深舊磨擦痕跡。
    像是一些明末清初官字款青花瓶子，身上那些清晰的摩擦痕跡。
    這就清晰地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答桉:它是一件置于廳堂之上的傳世陳設器。
    古代帝王因某緣由，會賜官員一些東西，這不會有啥疑問。
    但要賜官員專用陪葬品，就不勉有問題了。
    帝王若在官員活著時，即賜其死去時的陪葬之物，這于情于理肯定說不通。
    如果說官員的陪葬之物，其生前從來見過用過，而且死后成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