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
    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霓虹東京河井荃廬氏。
    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后勁》三種。
    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
    然原拓己失，現只能見到郭老30年代，在霓虹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
    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老所著《石鼓文研究》一書中。
    大海藝苑真賞社、霓虹鳹堂有《中權》本影印本。
    中華書局、霓虹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后勁》本影印本。
    大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但是，陳文哲知道，他看到的這十尊石鼓上的文字，應該都不是出自這些拓本。
    不說其他，就說被損毀的第十面石鼓，其上文字在一些拓本上，都是不全的。
    而他現在看到的呢？是全的，不是只有四行，也不是缺字版本。
    這樣一來，就足以說明，這些石鼓不是出自宋代之前的拓本，就是出自之前提到過的向傳師的拓本。
    當然，如果陳文哲這么說，肯定會有爭議。
    因為如果他的觀點被人認可，這十尊石鼓也不會還留在這里經歷風吹日曬了。
    不管是什么東西，只要時間長了，都會存在爭議，這十尊石鼓也不能例外。
    石鼓的刻鑿年代一直沒有定論，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
    歐陽修的《石鼓跋尾》也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
    羅振玉的《石鼓文考釋》認為是秦文公時物。
    又一說是，公元6世紀的南北朝。
    郭老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考定為秦獻公十一年（前374年）刻。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認定，石鼓刻于先秦時期，但具體年代說法不一。
    除了出處的爭議，還有排序的爭議。
    10面大石應有排序，而石鼓上所刻的10首長詩，自然也有先后順序。
    只可惜，石鼓自荒野中被發現時，無人對此細節給予重視，后又幾經遷徙，更使考證難上加難。
    不過，歷代學者還是依據石鼓上的文字，取前兩個字為其起名。
    即汧沔鼓、車工鼓、田車鼓、鑾車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師鼓、馬薦鼓、吾水鼓、吳人鼓。
    隨后，金石學者們為它們作出了多種版本的排序，但都未能使世人信服。
    其實這些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這是一種什么文字，到底是怎么讀，是不是跟我們的現在使用的文字一脈相傳。
    一脈相傳是肯定沒問題的，但是解讀，好像到現在還一直沒有成功。
    石鼓文之所以被稱為“天書”，一方面是說它很神秘，破解的難度很大。
    另一方面是說，到目前為止，仍然有許多未解之謎。
    一是石鼓的石頭取自何方，其母體是什么。
    現在能夠確定的是，石鼓文的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
    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這種春秋中期的青銅器。
    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
    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
    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
    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
    然而更趨于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
    可謂是古茂雄秀，冠絕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
    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
    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
    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
    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后勁》等北宋拓本。
    而陳文哲眼前的這些石鼓，其上文字肯定是出自向傳師之手，也就是北宋時期的拓本。
    這些文字就是出自，最初與石鼓有淵源的太氏石鼓文拓本。
    這一拓本，就算是在宋代，也是比較全的。
    因為當時向傳師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意外發現，這份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
    之后他發現的石鼓，特別是丟失的那面石鼓，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而后來向傳師因尋石鼓有功，得到朝廷諸多封賞，并獲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但是，那個時候十面石鼓都有毀損，已經不全。
    所以，流傳最全的拓本，反而是太氏石鼓文拓本。
    只要是全本，不管是什么時候復制出來的拓本，都會很珍貴的。
    也是因為這個，陳文哲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