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王夫之三個人能被并稱為明末三大宗師，不僅是因為其學術成就巨大，而且在經歷、政治觀點、思想上都有相同的地方。
    從經歷上看，在明清戰爭期間，三個人其實參與得都不多，黃宗羲、顧炎武都在弘光朝廷滅亡之后，基本退出了這場戰爭，王夫之有在永歷朝短暫的任職時間，但很快也罷了官，然后就再沒有任何抗清的實質行動。雖然后世有一些學者認為顧炎武可能從事過一些秘密的反清復明工作，但這種說法缺少史料證據。
    可以說和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這些一直堅持抗淸到最后的人相比，這三個人都是很早就放棄了復國的希望，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早就看穿了南明根本成不了成候，并沒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不過這三人終生都沒有在清廷為官，也算是保持了前朝遺民的氣節。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其實都沒有為明朝殉死的想法。
    當然正因為他們三人都早早退出了抗清的戰斗，埋頭治學，也才使他們在清廷的統治穩固之后，并沒有遭到清廷的迫害，都活得很長，因此也有足夠的時間來從事學術研究，最終成就了一代學術宗師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個人都沒有為明朝殉死，也是中國的幸運，否則多了三個死節的忠烈，但少了三個學術宗師，未必就是好事。
    從思想上看，三個人都主張四民平等、展工商業、并肯定私有產財，這方面顧炎武做得最突出，因為在另一時空里，顧炎武曾經化名蔣山俑經商，主要是做布匹和藥材生意，居說還做得不錯，賺了不少錢，在1668年，顧炎武游歷山東時，曾借給別人一筆用一千畝地來作抵押的錢，雖然不知這筆錢的俱體數額，但肯定不少，數千兩白銀是有的。因此在顧炎武中年以后可以不事營生，到處行走，還有仆從相隨，晚年埋頭治學、刊印出書。這都是需要一個比較堅實的經濟基礎才能做到的。
    而政治上，對皇帝專權都提出一定的質疑，這一定在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表現得最為激烈。并且主張形成一種新的君臣平等關系，反對皇帝一人獨治，而是由皇帝和官員一起來眾治國家。盡管受時代的局限，三個人的政治思想都并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直接否定君權，但反對獨治，主張眾治這個思路無疑是正確的。
    另外在學術上，三個人都主張學問務實，經世濟用，而反對空談性命道學。
    盡管這些思想還沒有脫離傳統的束縛，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維護傳統社會的政治體系，雖然主張君主開明，加強君臣平等，但只是寄希望于明君自覺執行，而不是靠制度來維護，甚致都出現一些錯誤的地方，比如黃宗羲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少賦稅，但并沒能提出減少的賦稅部份，如何彌補。但不可否認的是和前代相比，確實己經有了不小的進步。絕大多數的主張方向，還是正確實的。而且三人的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基本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展出來的，因而也更加可貴。如果能夠按照這個方面展下去,也未必不能取得突破。
    而商毅的許多施政措施，其實都符合他們的這些思想主張，也包括現在成立的參政院，黃宗羲就有過類似的主張，只不過他將這項功能交給學校來完成。因此顧炎武并沒有多做太多的思考，也就立刻同意，加入參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