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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毅將自己擬定好的參政院制度交給內閣的眾人過目，并沒有引起多少反應。品書網 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政治制度，但畢竟商毅對這個時代的歐州議會，以及古羅馬時代的議會制度都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因此幾位內閣成員，包括大部份的官員，對議會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國人的理解實力從來就不差，盡管參政院的形式的運行方式，實際己經很接近于近現代的議會，但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參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參政，并沒有立法權和決策權，說直白一點，也就是像內閣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議，供他們參考，至于內閣或商毅釆不釆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過由于議員資格必須都是非政府官員，也就是全部來自于民間，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實際就是一種變像的向民間求言方式。
    向民間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國歷朝都有過。有時是皇帝下旨向民間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設有專門的機構，都是表示皇帝開明布公，廣開言路的治國理政態度。從一定程度上說，也能反應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漢以前，這種民間直接對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動向民間征言的事例發生的比較多，這是因為當時的官員選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學的人找不到出頭的門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種機會。由其是在戰國時期，有不少人就是借這一途進，憑借一筆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舉由民間進身入朝堂，實行從平民到官員的華麗轉身。
    但這種上言制度畢競太不規范，又過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為得到晉身的機會，故意標新立異，或夸大其詞，或憤世嫉俗，或阿諛奉承，在秦漢之后，靠這種方式晉的例子己經大大減少了，而唐宋之后，甴于科舉制度形成，官員選擇已經進入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因此向民間征集言論的像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間征集言論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為極端，連四品以下的官員都不許直接向皇帝上書。但能通過科舉做官的讀書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官能做得長久的則更少，而士大夫這個階層歷來都有議論朝政的習慣，由其是在宋明兩代，太學生、士大夫一直以來都關注著國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現過不少由士大夫一層發起，影響國家的政治決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時期，各種書院、學社都是士大夫們議論國策，發表自已政治觀點的場所。比如最著名的東林書院，在形成之初，顧憲誠、高攀龍等東林首領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響著國家政治。在后期還有復社、幾社等組織。
    雖然現在南京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強，在統治范圍內還沒有出現類似東林、復社這里有廣泛影響影響力的組織，但在時局穩定之后，類似的組織是肯定會出現，除非商毅也學后世的清廷一樣，規定三十人以上集會者，既為非法。
    其實像東林也好、復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現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如果運用得好，還會對國家政治起到相當的監督作用，關建是怎樣加以引導和控制，一是制定一個大家都尊守的規則，二是不讓一方獨大，形成幾方勢力互相牽制。但在這方面，明朝顯然缺乏足夠的經驗，而當時的萬歷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種最消及的對策，干脆不理事，結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卻朝著無控的方向發展，最后到了真的無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來到這個時代之前，就是一個政黨林立，各類政團、社團組織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這方面是有足夠的經驗。設立參政院也包括這個目地，不是想議論朝政嗎？不是要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嗎？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參政院來，可以在這里盡情的表達。但想要讓政府釆納你的意見，對不起，請先說服其他議員，至少要獲得半數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這就不是靠什么標新立異，憤世嫉俗，或者是大講仁義道德，就能夠說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實實的理由，照顧多方面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夠通過自己提出的議案。而且內閣和商毅還都有權力，否決參政院通過的議案。
    本來這一條是讓商毅覺得最心虛的一點，因為這就意味著現在的參議院，實際的參政意義幾乎等于零，只要是通過的議案不合內閣，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馬否決。但卻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誰都沒有對這一點提出質疑，相反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個時代來說，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
    弄明白了這一點，商毅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該算是好事還是壞事。
    在內閣通過了成立參政院的決議之后，商毅立刻命人去請吳甡、史可法、黃宗羲、姜日廣、高弘圖五個人到自己的王府來。
    南京失守之后，在浙江定居的前明官員有二十余人，在商毅遷移到南京之后，有一部份留在杭州，也有一部份被商毅請到南京來。這五個人就是被請到南京來的一部份之中。因為他們五人在前明遺臣中的地位比較高，而且在士大夫階層中，也俱有比較高的聲望，如果把他們都拉進參政院來，對商毅和南京政府的聲望，對士大夫階層的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