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群體的小聚固然有聯絡情誼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在飯局上的對目下時局的縱談才是最熱烈的。
    對當下時局的把握，尤其是政治經濟局面的分析判斷，找出適合自己工作中的一方面，這些都是體制內人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把生活和工作已經很自然的融為一體了。
    “昌州的情況比較特殊，應該說昌州發展速度既沒有特別慢的時候，也沒有特別快的時候，一直是一種不慍不火的狀態，這就導致了宋州和昆湖在這幾年里高速發展開始超越昌州，昌州市委市府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再不能扭轉這種局面，恐怕就真的要掉隊甚至永遠無法跟上了。”
    黃文旭對昌州的形勢估計很不樂觀，宋州已經拉遠了距離，而昆湖2004年的經濟增速也相當于昌州的2倍，目前兩市的gdp距離已經達到了七十多億，這個距離說小不小，說大不大，要趕上不是不可能，但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變成一百多億，鴻溝一旦形成，在現在各家都在突飛猛進的情況下，再來追趕就不容易了。
    “黃部，我覺得按理說，昌州的工業經濟基礎是很有優勢的，即便是在現在我覺得昌州仍然有很多優勢是昆湖乃至宋州都無法比擬的，稍稍調整方向，適度發力，追趕上來應該不是問題才對。”
    宋大成顯得很不能理解昌州目前的孱弱，作為省會兼副省級城市，昌州的航空、動力設備、鋼鐵、汽車、電子產業，這些那一塊都是工業板塊中的大頭。隨便哪一個產業的增加值達到幾百億都不是什么令人驚訝的事情，還有諸如儀器儀表、礦山采掘和冶金機械等小項上也一樣優勢明顯，但是就是這樣，在宋州和昆湖的節節進逼之下卻連連敗退，被宋州甩遠不說。現在昆湖也要碾壓一頭，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悲哀。
    宋大成的話說出了在座很多人的疑惑，想當年昌州是毫無懸念的碾壓態勢鶴立雞群，即便是80年代初期最極盛時期的宋州比起昌州來說，也還是要矮一大頭的，但是現在竟然淪落到了這種地步。被宋州超越也就罷了，連昆湖這種小字輩居然也可以欺負一番，不能不讓人唏噓感慨。
    黃文旭也對這個問題有很深的感悟，來到昌州，他才深刻認識到昌州與其他地市的不同。昌州是副省級城市，所有區縣一二把手和市直機關的一把手都是副廳級干部，也就是說，這些干部的調整，都需要經過省委組織部的程序，而市委組織部的干部任免權只能涉及到這些單位部門的副職。
    當然市委在市直機關和區縣一把手任免上有很大發言權，理論上市委常委會通過的意見拿到省委那邊都不會打回來，但是這個情況也導致了另外一個現象的產生。省委組織部那邊要求市委在確定這些人選的時候要主動和省委組織部對接，也就是說省委組織部要主動參與到市里對自己下轄區縣或者市直機關一把手的選拔中來，本來這在程序上也是合理的。提前介入，相互溝通協調，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這個尺度卻很難把握。
    如果省委組織部對某個人選“過于感興趣“，那么在溝通協調中就會更加”主動“，主導權也會被省委組織部那邊所掌握。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市委組織部這邊就有些坐蠟了。你不能體現市委的意圖，市委主要領導不滿意。你要據理力爭，省委組織部又是上級。而且還具有相當話語權，他要真堅決反對，這個人選就得要擱下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黃文旭才算是深刻領會到了副省級城市里邊的門道有多深，辦事兒有多難。
    他也是在豐州市干過組織部長的，現在換位到昌州擔任組織部長，這份感覺對比就很不是滋味，在豐州，無論是市直機關還是區縣班子調整，那都是豐州市委的事兒，而現在最核心的一把手任免權限在省委了，省委組織部甚至要參與這些干部選拔過程，越俎代庖喧賓奪主的滋味就這樣，憋屈。
    這只是一方面的，昌州市委和昌江省委的關系如何來把握好定位，副省級城市如何來體現自己在全省的獨特地位，如何來利用好自己作為省會的核心優勢，這些都可以寫幾本書，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就那么幾條，最大限度的爭取作為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不同于其他地市的獨有權益，體現自身的獨有地位，同時又要很嫻熟優雅的處理好與省里的關系，避免因為自己的獨特地位引發省里的猜忌和不滿，這是個很考綱的活兒。
    “嗨，一言難盡，昌州的情況只有呆過的人才清楚。“黃文旭也懶得多說，這種話題扯開來也說不清楚，不是當事人，領會不到，“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副省級城市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其帶來的一些框框架架有時候也會成為制約一個地方發展的枷鎖。”
    陸為民倒是能夠理解黃文旭話語里的苦澀和無奈，當一個市委都對下邊區縣一把手的任免沒有最終決定權時，其受到的制約會有多大，如果是換了汪正熹時代的昌州市委問題不大，汪正熹雖然是從昌州成長起來的干部，但是在省里威望很高，無論是當時的田海華還是后來的邵涇川都對其很尊重，但莫計成時代就不行了，莫計成一是外來戶，二是能力上有欠缺，所以這個市委書記在省里話語權不夠，現在彭海波的情況比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