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后貝加爾后沒多久，瓦羅加裝著洋蔥的卡瑪斯貨車就被路邊持槍的警察攔下，因為瓦羅加在貨車上，所以我們沒有讓司機停車，怕停下來后警察過來檢查，搞不好又被警察敲詐個十萬二十萬盧布的。車開了差不多一公里后，才讓司機在路邊一個小飯館的門口停下來，等了快有半個來小時的時間，才見卡瑪斯貨車開過來。
    卡瑪斯貨車停在小飯店門口后，我們一起進了小飯店，要了一壺茶后，超哥問瓦羅加：“為什么檢查了這么久？”瓦羅加忿忿地說：“這些警察簡直就是土匪，檢查了所有手續和證件，見挑不出一點問題，就要我們把車里的洋蔥全部卸下來，說什么接到上級通知，有卡瑪斯貨車攜帶走私物品，所以要進行全車檢查，我問他們要多少錢？他們張口就要一百萬盧布，我說沒那么多錢，最后要他們拉走了兩袋洋蔥才算了事。”我算了一下，兩袋洋蔥一百公斤也差不多值一百萬盧布了。如果我們以后往烏蘭－烏德汽運洋蔥的話，也同樣會遭遇到這種攔路敲詐，而且我們中國人押車的話，肯能會被敲詐更多的錢。我把我的擔心和超哥講了，超哥說他也想到了這一點。超哥問司機：“這種檢查在路上多不多？”司機回答說：“最黑的就是后貝加爾這邊的警察，總會以檢查走私為名敲詐，過了這里前邊也會遇到檢查，但是警察不會這么黑，給個十萬八萬盧布就可以搞定。”
    回到出租車上后，超哥說：“俄羅斯警察連俄羅斯人都不放過照樣敲詐，那我們押車的話，這一路上不知道會被敲詐成什么樣子呢。”我說：“是呀，這俄羅斯警察比土匪還土匪呀。我們和巴特簽合同，就簽在后貝加爾交貨吧。”超哥點點頭說：“是的，只能這樣簽合同，我們在烏蘭－烏德交貨的風險太大。發貨蔬菜水果到新西伯利亞汽運的方式我們就不要研究了，路途實在太遠，路上不可預料的風險太大。我們回去新西伯利亞后，還是等國內山東那邊農業合作社的專家過來考察吧，在那邊扣大棚種菜好過這樣把蔬菜倒過來。”我說：“看來尤里當時說的還是很對的，只是需要從國內帶農民過來種地，不知道好不好辦理？”超哥說：“這個等回去和尤里見個面，好好研究一下，我想如果不是大批量農民過來的話，應該問題不大。”
    所幸沿途沒有再遇到警察檢查，到紅石的道路實在不敢要人恭維，穿過草原的道路時而柏油路時而土路，路面坑坑洼洼崎嶇不平，我們的司機一邊嘴里詛咒著一邊小心翼翼的駕車，一百多公里的距離竟然行駛了差不多四個小時才到達紅石市，道路兩邊是無垠的草原，沒看到有村莊，也沒看到牛羊放牧，與我們去海拉爾采購洋蔥時候路上見到比呼倫貝爾草原相比，這里的草原一派原生態的景象。我想如果夏天過來，這里的景色一定會非常美。
    紅石市之所以叫紅石，是因為是一個礦山城市，在蘇聯時期出產用于核武器的鈾礦，現在礦山資源已經枯竭，因此好多配套的產業也就跟著停業倒閉。瓦羅加講，紅色市以前是軍事保密城市，現在也一樣不對外開放，不過一路上沒見到有關卡檢查，我想蘇聯解體后，很多法律法規雖然保留下來，不過已經形同虛設，政府公務員的工資都不能按時發放，有誰還去管這些東西，況且鈾礦已經停止挖掘了。
    我們進到城市后，見到的是一片蕭條的景象，整個城市完全保留了蘇聯時期的城市面貌，沒有高樓大廈，市中心的教堂是唯一座高樓，更是見不到一處現代化的設施，到處都是年久失修破破爛爛的豆腐塊般赫魯曉夫式建筑，不少建筑的墻面上還能見到蘇聯時代的招貼畫：鐮刀、錘子，工人階級，看到這些，一下子仿佛回到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街邊的廣場上見到一些坦克大炮直接放在石砌的基座上作為城市雕塑，感覺有些怪異，不知道是為了紀念戰爭還是為了什么？問了瓦羅加，瓦羅加說這里沒有發生過戰爭，為什么放這些坦克大炮，他也說不上來個所以然。城市街道路面也比草原上的公路好不到哪里去，路上跑的都是老舊的拉達車。瓦羅加講，紅石恐怕是目前俄羅斯遠東最窮的城市之一，人口數量跟蘇聯鼎盛時期比，減少了快一半了。
    瓦羅加的工廠在礦山邊上，生銹的大鐵門緊鎖，工廠只留下一個看門的保安，院內雜草叢生。不過從偌大的廠區高大的廠房和一條生滿雜草的鐵道專用線上，可以看出當年工廠的輝煌景象。瓦羅加要保安找幾個住在工廠宿舍樓的工人來卸洋蔥，過了十幾分鐘的時間，來了五六個穿著破舊工裝棉衣的中年男子，這些人一見到洋蔥，立刻興奮地手舞足蹈。在這幾個工人卸車的時候，又陸續聞訊過來了一些工人和家屬，瓦羅加站在一個高臺上揮舞著手大聲宣布：“明天所有工人來工廠領洋蔥和工資，晚上在廠區聚餐慶祝。”只聽到一片“烏拉（萬歲）”的歡呼聲。看到這個場景，我忽然想起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里的片段。
    卸完車，人群散去，瓦羅加和卡瑪斯司機結算運費，司機突然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洋蔥。”瓦羅加有些生氣地說：“你不早點講，剛才不用全卸下來了，你自己往車里裝，不過價格得按照這邊的批發價給你。”司機把瓦羅加拉到一邊，和瓦羅加商量了一會兒后，達成了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