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又在審問一個新來的人。
    “你自己說，你是什么階級。”
    ”我是自由職業者。“答話的聽來是個女人。我是沒有心情去觀望人家的，只是低著頭。
    大概過了一段時間，”反動“階級成分都要自動提高一級。頭頭又追問這個女人，她忽然說：
    ”我是反動文人，和孫蕓夫一樣！“
    我不由自主的抬起頭來，看看到底是誰這么慷慨地把我引為同類。這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女人，身材修長，臉面秀氣，年輕時一定很漂亮。她戴著銀絲邊眼鏡，她的眼睛，也在注視著我，很有些異樣，使我感到她這種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有一點巫氣或妖氣。
    后來，我漸漸知道，這個女人叫楊秀玉，湖南長沙市人，是機關托兒所的會計。解放前是個有名的相士，曾以相面所得，在長沙市自蓋洋樓兩座。這樣的職業和這樣的財產，當然也就很有資格來進這個學習班了。
    冬季，我們被送到干校去，先是打草簾，后是修繕一間車棚，作為宿舍。然后是為市里一個屠宰場，代養二百頭牛，牛就養在我們住室前的場地里。我們每天戴著星星起來，給牲口添草料，掃除糞尿，夜晚星星出來了，再回到屋里去。中間，我曾調到鍘草棚工作，等到食堂買了大批白菜，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
    派我在菜窖工作，顯然是有人動了憐憫之心，對我的照顧。因為在這里面，可避風雪，工作量也輕省得多。我們每天一垛垛地倒放著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風，有時就檢選爛菜葉子。一同工作的是兩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楊秀玉。
    說實在的，在那種日子里，我是惶惶不可終日的，一點點生的情趣也沒有，只想到一個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鍘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鋒利的鐮刀，割斷不少根捆草的粗繩。我時常掂量著這把鐮刀想：如果不是割斷草繩，而是割斷我的脖頸，豈不是一切煩惱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但我終于沒有能這樣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較安全。所謂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眾和當地農場的工人、兒童對我們的侮辱，恫嚇，或投擲磚頭。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罪名”、“身份”，過去的級別、薪金數目，造反者已經早給公布于眾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個避風港，可以暫時喘喘氣了。
    我和楊秀玉，漸漸熟識起來。我認為此人也不壞，她的職業，說起來是騙人的，但來找的人，究系自愿。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別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謀圖一點私利的人，還算高尚一些吧！有時就跟她說個話兒，另一位女同志，是過去的同事，但因為她現在是菜窖負責人，對她說話就要小心一些。因此，總是在這位同志出窖以后，我們才能暢談。我那時已經無聊到虛無幻滅的地步，但又有時想排遣一下絕望的念頭，我請這位女相士，談談她的生活和經歷。
    她說，這是她家祖傳，父親早死，她年幼未得傳授，母親給她請了一位師父，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戰了，她隨母親、舅舅逃到了衡陽。那時她才十三歲，母親急于掙錢，叫她到街上去吆喝著找生意，她不愿意去。她懇求母親，給她一元錢，在一家旅館里租了一間房，門口貼了一張條子。整整一個上午，沒來一個人，我忍著饑餓，焦急地躺在旅館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進來一位，相了一面，給了我三元大洋，從此就出了名。
    然后到貴州、桂林、成都，每到一處，在報上登個廣告，第二天就門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時兵荒馬亂，多數人背井離鄉，都想藉占卜，問問個人平安、家人消息，趕上這么個機會，不發財也得發財，我十八歲的時候，已經積下很多金條了。
    她說：“在衡陽，我虧了沒到街上去喝賣，那會大減身價，起步不好，一輩子也成不了名。你們作家，不也是這樣嗎？”
    我只好苦笑起來。
    我們的談笑被那位女同志聽到了。竟引起她的不滿，夜晚回到宿舍，我問楊秀玉：
    “你和孫某在菜窖里談什么？”
    “說些閑話。”楊秀玉答。
    “說閑話？為什么我一進去，你們就不談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關系不正常！”
    兩人吵開了，事情傳出，有些人又察覺到什么“新動向”。好在那時主要注意政治動向，對這類事沒有深究，也許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們這些人，平白無辜遭到這種奇異事變，不死去已經算是忍辱茍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殘，女的必然斷了經，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雖有妙齡少女，橫陳于前，尚不能勃然興起，況與半百老婦，效桑間陌上之樂、談情說愛于陰暗潮濕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有一天，又剩了我們兩個人。我實在煩悶極了，說：
    “楊秀玉，你給我相個面好嗎？”
    “好。”她過去揭開菜窖的草簾子，“你站到這里來！”
    在從外面透進來一線陽光。她認真地端詳著我的面孔，好像從來沒有見過我似的。
    “你的眉和眼距離太近，這主憂傷！”她說。
    “是，”他顯得高興起來，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憂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