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長城東起黃海，沿著高低起伏的山勢經過泰山腳下，最終接上東流入海的濟水。這是齊國南面的防御，筑長城不是因為齊軍不善戰，而是齊國地不過兩千里，防御縱深過小，不在南面設防，敵軍一旦進入齊境腹地，后果不可收拾。
    然而，五國攻齊后，被徹底打斷了筋骨的齊軍再也沒有前人的勇氣，對南只能依長城而守，對西只能依齊水而守，一旦敵人順燕人舊路越大河從北面攻齊，那就只能束手而降了。
    楚軍強橫，與秦軍三戰三勝，威震天下，而今楚人決意伐齊，大批大批的齊卒調至穆陵關北，關城內外齊軍共計二十萬。又擔心楚軍以舟師繞過穆陵關，瑯琊港北面，青島灣兩側的安陵、不其，青島灣底的介根，以及即墨都重重設備，以防楚軍從海路攻齊。
    勾踐遷都于瑯琊，戈船三百艘、死士八千人，便讓齊人畏越如虎，雖死以為生；楚國戰舟近千，楚卒莫不以一當十，這比越老虎還越老虎。想到自己面對的是這樣一支軍隊，即便是以挑起齊楚之戰為己任的齊相后勝心里也有些后怕。
    穆陵關要是沒守住，讓二十萬楚軍殺入齊境，那他這個國相可是做到頭了。斂財如命的他府上藏了那么多黃金，可一旦失了相位，可能就會和失勢的魏國國相子季一樣，被盜賊活活殺死。念及此，一次小型的會議在國相府召開，會議的重點是軍務。
    “齊國五十萬甲士，大將軍何以懼楚？”大簸箕一晃一晃，對大將軍田洛的態度不以為然。
    “齊國五十萬甲士，能戰者幾何？”一身鉅甲的田洛怒看著大簸箕。他當然知道戰事是怎么惹出來的，本來楚人只是退娉，兩國仍遵守當初的盟誓，現在倒好，竟要伐齊。“即墨、高唐之甲士多年未戰，庫中木柲甲胄多敗。去歲粟價又是大漲，庶民食不果腹，食野芋者多，如此之卒，何以與楚人一戰？”
    “去歲天下大旱，粟米自然價高。”大權獨攬的后勝自有擁躉，一個頭戴小簸箕的大臣連忙幫后勝說話。“我聞庶民斗雞走犬，以搏戲為樂，自然無錢購粟……”
    “粟價最高竟至百五十錢，此等粟米，何人能食？！”粟價為什么這么貴諸人心知肚明，田洛好歹是個將軍，最討厭的便是睜眼說瞎話。
    “大將軍請告本相有多少可戰之卒，何須多言粟價。”后勝無辜的癟癟嘴，“再則以輕重之術乃治國之本，粟價高則高矣，今年若是豐年，再降也不遲。”
    “你！”想到那些食野芋和豆葉羹的甲士，田洛很像一拳把后勝打扁，可想到齊國的現實，他終究還是忍下了。
    天下列國，僅秦齊兩國糧食官營。粟苗青青時官府便會派人去訂粟，此時的粟價自然是低之又低，很多時候只有十錢、十數錢，等到粟割完，粟價便高漲到四十錢、五十錢、六十錢，因地而異。之所以如此，蓋因官府掌握著物流銷售通道。
    糧食如此，鹽鐵也是如此，但更加巧妙。比如鐵礦，‘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而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
    如果鐵山由國家開采，用徒奴則往往逃亡，用民夫則民夫會怨恨，怨恨的結果就是邊境的士卒會罷而不戰。因此最好的辦法是讓私人去經營，所獲利潤私人與官府七三開，并且，私人只負責生產，商品由官府統一購、銷。
    但即便是這樣，也還有商賈會因此致富。官府能讓商賈、以及依附商賈的庶民、工奴富裕起來嗎？當然不能。絕對不能！這些人真的富裕了，就會有政治訴求，就要推翻原有的統治。
    因此，就好像種粟一樣，春天播種，夏天長苗，到秋天，那就要收割了。不收割，過了個這個冬天，商賈們就要成精。而所謂的收割，就是‘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就是‘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就是‘輕重之權斂散之以時’。具體言之，就是通過操縱物價與幣價、用王命匄奪富者的財富，讓他們重新變得貧窮。
    這便是齊國的統治術，因為齊地‘少五谷、適桑麻’的特點，完全異與天下列國。用后世的話語，這似乎應當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名雖有‘資本主義’四字，但這個‘資本主義’卻是圈養的‘資本主義’。每到一定的時候，這個‘資本主義’就要出欄宰殺，不宰殺撐破了籠子，就會變成自由資本主義。一旦變成自由資本主義，原有的統治階層就會被推翻。
    放開——宰殺——再放開——再屠殺——在放開……
    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出軌的循環，只要統治者不誤‘農時’，但五國攻齊讓齊國偏偏耽誤了‘農時’。稷下學社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原本庶民的記憶不會超過一刻鐘，放開的時候常常忘記此前的宰殺，宰殺的時候也未必知道自己只是官府養的牲口。
    在一些人的提醒下，庶民漸漸懂得官府的把戲。所謂齊軍‘一陣兩心，前重后輕’就是官府精卒和庶民之卒作戰意志的差別——既然自己只是官府圈養的牲口，打仗做做樣子、盡盡義務就可以了，連一塊地都沒有的自己（齊國土地與秦國同，無私有），犯不著拼命。
    身為齊人，大將軍田洛自然明白齊國的問題是在膏肓之間，權貴的腐敗更是深入骨髓，齊國只能小戰，萬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