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小、留著尖尖的胡子、聲音很細、性子很急，喜歡大叫大喊，說出話來好像錐子一般尖利的伊凡·達尼洛維奇；以及一直拿自己、拿朋友們、拿他的逐漸加重的病開玩笑的葉戈爾。還有其他許多遠道而來的客人。
    尼古拉總跟他們靜靜地長談，他們談話的題目總是一個——關于全世界的工人。
    有時候他們非常興奮，手舞足蹈地辯論，喝茶喝得很多很兇；在時候在他們大聲談論的過程中，尼古拉默默地起草傳單，寫完之后，向大家誦讀一遍，然后立刻用印刷字體將傳單抄寫出來。
    這時，母親總是仔細地把斷掉的草稿的碎片拾起來燒掉。
    每天晚上，母親總是為他們倒茶。她對于他們談到的工人大眾的生活和前途，談到怎樣更迅速更有效地向工人宣傳真理，提高工人的熱情等事情時的熱烈情緒，都感到很驚奇，他們常常生氣，各不相讓地爭執，你說我不對，我說你不對，于是雙方都感到生氣，可是不多一刻，卻又爭論起來。
    母親覺得，和他們比較起，自己早已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她覺得，她對他們擔當的任務的艱巨，比他們本身看得更清楚。這種感覺使她對他們懷著一種寬容的、乃至有點憂傷的感情。正像大人們看到在扮夫妻游戲、然而卻不明白這種關系的悲劇性的孩子時的心情一樣。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他們的話跟巴威爾和安德烈的話比較。比較之下，她感到兩方之間存在著差別，可是起初她不能懂得這種差別。她時常覺得，這兒說話的聲音比鄉下還要大，她于是對自己解釋說：
    “得越多，說話的聲音也就越響……”
    可是母親又常常感到，好像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樣子，好像每個人都想向同志們證明，真理對于自己比對其他人更為接近、更為可貴；別人聽了不服，也來證明真理對自己是更接近，于是開始了激烈而粗暴的爭論。母親覺得，他們每人都想壓倒別人。這種情形使她不安并難受起來，她動著眉，用哀求的眼光望著大家，心里想：
    “他們已經忘記巴沙和其他同志了……”
    母親總是緊張地著這樣的爭論，她雖然聽不太懂，可是卻千方百計地探求著言語背后的感情。她能看出，在工人區里講起“善”的時候，是把它當做了一個整體，這兒呢，卻是將一切打碎，而且打處十分零碎；工人區里的人們有著更深、更強烈的感情，而這兒的思想卻是很銳利的，有著將一切都剖開的力量；這兒更多的是談論著破舊的事物。因為這種緣故，母親深感巴威爾和安德烈的話對她更親切，使她更容易了解……
    母親還注意到，每逢有工人來訪的時候，——尼古拉總是變得特別隨便，臉上露出溫和的樣子，說話和平常完全不同，既不像是粗魯，又不像是輕率。
    “這一定是為了使工人能夠聽懂他說的話！”母親推測。
    可是，這種推測并不能使她安心。她不難看出，來的工人也很放不開，好像心里受著拘束，不像他跟母親，跟一個普通婦女談話那樣容易而隨便。有一天，尼古拉出去之后，母親對一個年輕人說：
    “你為什么這樣拘謹？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試似的……”
    那個人咧開嘴大笑起來。
    “到了不習慣的地方，蝦也會變成紅色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
    有時莎馨卡也跑了來，但她從來都不長時間地逗留。她說起話來總是一本正經的樣子，連笑也不笑。每次臨走的時候，她總是向母親詢問：
    “巴威爾·米哈依洛維奇怎么樣——他身體好嗎？”
    “噯，托您的福！”母親回答。“沒事，他很快活！”
    “替我問候他！”姑娘說完就了。
    有時候，母親向她訴苦說，巴威爾被拘留了許久，還不曾決定出審判的日子。莎馨卡了就鎖住眉頭，一聲不響，她的指頭卻不由自主地抖動起。
    尼洛夫娜時時感到內心有一種愿望要對她說：
    “好孩子，我知道你在愛她……”
    可是她卻不敢把這話說出口——這位姑娘的嚴肅的面貌、緊閉的嘴唇，以及事務般的枯燥的談話，好像在預先拒絕這樣的愛撫。
    母親只好嘆著氣，無言地握著她伸出來的手，想：
    “我可憐的……”
    有一次，娜塔莎來了。她看見母親非常高興，抱住了她吻了又吻，然后突然輕輕地說：
    “我的媽媽死了，死了，怪可憐的！……”
    她搖了搖頭，很麻利地擦了眼淚，接著說道：
    “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媽媽，她還不到五十歲呢，應該還多活上幾年。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死了反而可以清靜安逸些了。她總是一個人在那兒，誰也不去理他，誰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親的罵。這樣也算是生活嗎？人活著誰都指望過好日子，可是我的媽媽除了受氣之外，什么指望都沒有……”
    “娜塔莎，您說得對！”母親想了一，說道：“人活著都是指望有好日子過，要是沒有指望——那還算什么生活呢？”母親和藹親熱地撫摸著姑娘的手，關切地問她：“你現在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娜塔莎輕快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