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顧名思義，中國之學，中華之學。海外又稱大漢民族之學為“漢學”,考據學雖然證實“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狹義所指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學術思想,而漢代人研究經學著重于名物、于訓詁,后世因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為漢學；但海外所指漢學，或者又可理解為漢民族之學，即對中國的研究，尤特指關于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歷史和風俗習慣的研究，囊括中華六藝五術范疇。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五術指：山、醫、卜、命、相等五術。
    “國學“，更有寬泛的解釋。如把百家之術，如儒、釋、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說統統收于國學囊中，如此，則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都能統稱為“國學”，其中除了佛教是外來宗教，基本全是誕生于中華本土，所以，國學又稱為“中國學”、漢學。
    國學是一個上世紀二十年代產生的名詞，當時的歷史背景不必多說，學術上的時代主題是西學東漸。此前中國的舊學在現代文明面前一敗涂地，曾國藩繼承明儒傳統，身體力行，通經致用，后來又有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調和傳統與現實的陰陽關系。后來學術界興起“整理國故”的熱潮，雖然與當時歷史條件看似不協調，實則是有深刻歷史理性的。提出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當時不但提出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提出要恢復兩漢經學，這看似極為矛盾，其實正是魏源的高人之處，此后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則。
    當時國人有一種全盤否定國粹的傾向，外國來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而看新文化運動闖將之一胡適，則在介紹杜威的實踐主義時同時講授中國哲學史。當時的歷史氛圍下，國學概念產生后其意義內涵自然較復雜，包括傳統官方民間各種學問、藝術、技藝等，但在狹義上，國學之范圍不脫經史子集四部，同時四部中又以經學為首。
    今人對國學的基本看法只在形式上，乃至覺得用文言文的就是國學，對于樸學之類幾無任何概念。舉例來說，治國學先從經學開始，經，古稱六經或六藝，后世經歷秦火，幾經輾轉，乃最終定為十三經，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周易》以占筮之書，歷秦火而獨存，沒有被焚禁過，六經之中其他經書及六國史書之類都在焚書坑儒中被焚，后在漢初由官方整理尋找，從故秦博士伏生這些人那里按他們的背誦記述重新補足，與原書多不一致，同時又有魯恭王壞孔子家壁發現壁中書，及后世劉歆于秘府整理出的“古文經”，雖有經學家的今古文之爭，古文家又因偽造部分經書而被詬病，后東漢鄭玄調和今古文，又經王弼、王肅諸人，今古文之爭漸弭，而一代人皆以一代之風氣解經，西漢尚災異，故董仲舒等人講公羊學言災變，京房易學講卦氣；東漢流行讖緯，鄭玄乃兼注緯書；魏晉尚玄，乃有調和儒道之努力，論四本、崇有、貴無以至有將無同之論，說《易》者多采道家之旨。南北朝至隋唐大略沿襲并整理，孔穎達箋注群經，為當時經學南北融合作出貢獻。
    宋明時易學繼陳摶而有邵雍，后朱熹采易圖講易，重在義理，此時理學產生，又者經歷隋唐，經學受到禪宗影響，又進入新的境界。再有太極、氣、理、性之說遍及人心，此時經學離孔子所治經已漸遠，至王陽明“心學”則更是采佛家大乘精義。清朝文字獄大興，考據樸學大興，乾嘉年間尤盛，納蘭《通志堂經解》之后，諸家整理經學文字勘定版本，并作正義箋疏，焦循、錢大昕、阮元等為冠。
    近代俞樾兼通今古文，其弟子則又啟今古文之爭，又有南海先生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當時章太炎、劉師培諸人，遂爭演愈烈。通經學史，還須知道經學背后的政治因素，如漢代治經是士族壟斷仕途的方法，注經便是掌握話語權，乃造出儼然春秋貴族一般的世代簪纓之巨族，在晉以后士族遂成為超越皇權的勢力，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說。
    今古文之爭更牽涉到很多政治因素，如王莽改制等，總而言之，經學中問題錯綜復雜，而只有治經學后，才能遍及群書，治史、子、集部。例如，不通經學，不會《爾雅》、《說文解字》訓詁音韻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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