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心理學中有一種現象名叫睡眠者效應，這是指的即便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還是有一些模糊的記憶和態度保留了下來，就像一覺醒來，縱使夢境里的一切都已經忘了，卻還是記得“哦，我真受不了這個人”。
    睡眠與死亡的區別只在于是否還會清醒，如果長夢無絕并且沉迷其中，那么就算是睡著了也像是死了。
    在神權統治之下，人們活著的目的是死后上天堂，避免自己下地獄，于是當教會說有功德善庫，以前圣人們所修的功德在滿足了自己上天堂的條件后還有盈余，“罪人”們就花大把的錢買贖罪券，忘記了自己在活著的時候該做的修行。
    人一旦接受活著的時候是為了幸福，而非為了死后去天堂享受，那么他就會著眼于當前他是否幸福。
    他不會覺得守貧是一種幸福，也沒有了朝圣的憧憬，有錢當然要買能夠讓自己快樂的東西，酒、食物、香料、絲綢，相比起沙漠，當然是有威尼斯玻璃裝飾的城堡住著更舒服。
    苦行與商業社會是矛盾的，然而富有的人又需要教會的權威，讓人們相信財富不均等是合情合理的，貪念能讓人忘記絞索的危險，干出對自己長遠來看有害無益，短期來看有宜無害的事。這種短暫的幸福感就像是喝了朗姆酒的醉鬼，他喝酒和處于醉酒狀態時是快樂的，然而酒醒后要面對宿醉，并且他的生活狀況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也許國民會因為慣性依舊服從國王，但要是他耽于享樂、游手好閑，那么國民也會對他失望透頂。
    和喬治三世相比，喬治四世總體的表現是個平庸的國王，畢竟他的父親在位時間很長，而且還有好幾個著名的首相、將軍的名望蓋過了他。
    人們對他的映像停留在他大腹便便、愛喝酒、終日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作風浮夸，一點沒有“王者風范”，因此民望極低。
    但他卻促成了一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結婚的儀式，雖然主持婚禮的那個司鐸是因為欠了一屁股債，不得已而為之。
    一個有酗酒習慣的英格蘭人愿意為了一個天主教女人借酒，而且他還是王儲。稍微有點錢、覺得自己有社會地位的男人都不會聽女人的，哪怕她婚前是人人敬仰的歌劇女明星，婚后還不是要照著他的家規生活。
    立憲國王是不自由的，他甚至沒有選擇自己結婚對象的權力，除非喬治四世和溫莎公爵一樣放棄王位繼承權。
    溫莎公爵也不是那么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愛德華剛好在服役的最小年齡，并表示有興趣參戰，他被允許入伍。
    雖然愛德華愿意去前線，但政府不允許，盡管如此愛德華還是見識了戰壕的可怕，他常到前線探望，這使得他受到前線戰士的愛戴。
    子彈是不長眼的，更何況要是主帥死了軍心也就散了，波拿巴的騎具很顯眼，不論是炮兵還是狙擊手，只要敵軍看到他，照著他那個方向打就對了，打死了那可是首功。
    要冒著槍林彈雨從容指揮，這世上真沒幾個人能辦到。就算有那么大膽的，也要看自己有沒有那個運氣，當初阿拉伯人翻過比利牛斯山進攻法國的時候，在普瓦提埃戰役時，指揮被一支流矢擊中脖子當場陣亡，氣勢洶洶的阿拉伯人連夜撤退，丟下了大批輜重，宮相查理·馬特也因此一戰成名。
    巫師不可以介入麻瓜的戰爭，牧師也一樣不可以，這么做是會反噬的。
    當你明知道自己有那個力量，卻因為教條和迷信不能用，這種感覺會非常難受，哈利的爺爺亨利·波特號召巫師們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后波特家差點絕后了，那一金庫的金幣差點便宜了妖精。
    戒律距離世俗很遠，離巫師就更遠了，阿不思·鄧布利多卻活生生把一個巫師學校整治得像修道院，真正修士都沒他那樣。
    十字軍東征某個方面來說是一次解決貴族次子就業問題的戰爭，繼承法將父親的一切都給了長子，次子什么都沒有，他從小習慣了貴族式的生活，失去財富就要當平民，再不然就去當強盜、雇傭兵。后來《拿破侖法典》改變了這個規矩，只要是父親承認的孩子全部都可以分到一部分財富，這當然受到很多私生子們的支持了。
    父親要是偏愛孩子的母親，有時候會犯糊涂，把該給嫡長子長子的給了庶子，如果按照遺囑執行，也許婚生孩子不如非婚生子女拿到的多，這公平么？
    關稅這種國家大事和自己所獲的遺產相比距離太遙遠了，十日談里記載了不少教會干的齷齪事，比如那個錫耶納的教士，他當了別人孩子的教父，卻趁著孩子的親生父親不在的時候和孩子的母親幽會，女人佯裝無事發生，還哄騙中圖回來的丈夫，孩子的身體里有蟲子，是教士幫忙治好的。
    那個丈夫不僅對那個教士感激不盡，送給他酒喝，還按照他說的供奉，誰愿意做他那樣的“好人”呢？
    如果這些“蛀蟲”太多了，需要血與火的洗禮。
    位于馬賽附近的康塔特無疑是法國最大的賊窩，全法最慘烈、最野蠻的農民暴動都始亂于此。作為宗教領地它在名義上歸教宗管轄，后來被并入法國，與鄰近地區合并為沃克魯茲省，省會為阿維尼翁，但革命之前這里可謂一片樂土，不但稅賦較輕，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