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熱火朝天的漢口戰場慢慢變得松馳下來，北洋軍雖然每天還是槍炮齊響，攻勢不斷，卻沒有了前幾日那種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場面。
    歷史上的陽夏之戰打了四十余天，革命軍雖然勇猛奮戰，甚至還組織了反攻（有些盲目），但裝備、訓練都不及北洋軍，加上各路人馬缺乏紀律，所用戰術也不正確，接連丟失漢口、漢陽，損失慘重。如果不是袁世凱心懷異志，養寇自重，武昌也難以保住。
    現在，情況發生了改變，武昌不是首義之地，政治意義并不很大，即使丟了，也影響不到大局。而且武昌起義的主導是復興會，歷史上那些共進會、文學社等小團體只是居于配角地位，這樣也避免了令出多門，指揮混亂的后果。再加上總參謀部的合理部署，起初的勢如破竹，革命軍占據了武勝關這個兵家要地，戰斗慘烈歸慘烈，但結果卻不一樣了。
    戰事稍稍平靜，只是表面上如此，革命軍總參謀部卻照舊緊張地忙碌著。散布于四處的偵察人員緊密注視著北洋軍的行動，從后方不斷運來火炮，彌補著本身的不足，增強著戰力。
    雖然戰事似乎陷于膠著，但成敗并不在戰場上，而是在于各方背后的布置，各方私下的商談。
    而革命軍政府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在各省代表選舉出臨時政府主席宋復華后，正式宣布臨時政府成立。
    “軍學各界自悉各省代表舉定政府主席后，均眉飛色舞，互相慶祝，所有各商鋪居民無不預備香花燈燭，以示欣喜。軍政府門前，更用五色電燈，排成花樣，其光彩煥然一新，雖白叟黃童，無不共稱中華共和國萬歲云。”
    這些訴諸報端的文章雖然有作秀和夸張之嫌，但此時正好可以大力宣傳，以證共和深得人心，為民所擁護。
    而新成立的臨時革命政府繼續雷厲風行地行使著政府職權，彰顯出勃勃的生氣和開拓進取的精神。
    廣東軍政府通電全國，宣布在廣東、廣西實行地方鎮、鄉、村級自治，并且頒布了定租定稅法，還登載于報端。
    “……華夏黎民百姓之苦，世界乃絕無僅有，生民焉得不輾轉溝壑……為生民稍得喘息，元氣稍得培育，軍政府特此宣布施行《定租定稅法》，即將地租限制在1909年總收成的37.5%，如果原來租金高于此者必須降低到這一限額水平上，如果原來租金低于此數的則不準增加……”
    廣州軍政府實行定租定稅法和縣以下自治，并減免三分之二的農稅，通電全國后，頓時震動了整個中國。
    沒有人會想到一個剛剛成立的軍政府，居然敢于在自己的地盤上免去這么大一筆收入，并且實實在在地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雖然是縣以下的，可相比自清末起，鼓吹了多年而未實施的拖沓，這絕對算得上雷厲風行了。
    國內其他報紙經過短暫的失聲，終于開始紛紛叫好。無論是哪方的勢力，都將利國利民掛在嘴邊，但卻只是掛在天上的月亮，畫出來的大餅，除了讓人心懷憧憬外，很少有變成現實的時候。
    而廣州軍政府廢厘金，減農稅，降地租，每一步都是實打實的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民眾的善策。敢為天下先，言行一致，這便足以讓人產生敬佩之心了。且不管軍政府的出發點如何，相當于百姓實際得到的好處而言，便顯得不重要了。
    其實，相比于農稅，附加在農稅上的超過正項幾倍的其他雜捐雜稅才是大頭，廣州軍政府減免的稅收大大超過了地主們因為減租而招致的損失。這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一下子堵住了這些不懷好意人的嘴。既然能收攬人心，說明這事情本身并沒有錯，可為什么別的地方不實施呢？既然地主的收益未受沖擊，壓榨一說又從何談起？
    算來算去，農民因為減租而受益，地主因為減稅而增收，商賈因為廢除了厘金而得利，唯有大公無私、一心為民的廣州軍政府吃了虧，白白損失了一大筆收入。這難道不令人感動嗎，這難道不令人敬佩嗎？
    工業化進程是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的，廣東軍政府推出的政策不是什么獨出心裁，借鑒的反倒是古老的經驗。
    明末清初，大西軍在經營云南時，曾頒布過切實可行且效果顯著的田賦政策，“以十分為總額，入官四分，民得六分”。這一政策的特點是把原先地主向農民征收的田租從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又保證了軍隊和政權的穩定收入。地主們雖然心懷不滿，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著，減少了敵對情緒。
    由于稅額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夠任意盤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秋成就“倍于曩昔”，連年又“大熟，百姓豐足，兵民安樂如初”。
    減租減稅法既借鑒古人，又經過了反復的集體商議，并在西南根據地試行過，這才不斷改進而形成。這與很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人為地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有意地通過剝削或犧牲農業部門的發展，來為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資本積累的情況非常不同。
    比如，配合減租計劃，還有一些相應的措施，如租期不能隨意終止；最短的租期是五年；若佃農沒有違反租約，租約到期必須續訂，以此保證佃農放心地對土地進行投入。
    軍政府還將從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