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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主席天然就該是職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為這個工會主席不是工人選出來的，而是公司董事長任命的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所有國家行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工會主席幾乎都是單位一把手任命的，沒有一個工會主席是真正通過工人投票選舉選出來的，因為各級工會本身就是國家行政機關，所以各單位也是如此。
    在勞資糾紛中，工人幾乎都是弱勢一方，這時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勞工組織的強力支持，對工人權益的保護當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現狀是，工會只是在國營及大型企業建立，并且名不符實；沿海發達地區眾多私營企業很少建立工會組織，即便有也是走樣變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勞工組織保護自身利益，對不起，地方民政部門不同意，國家認為已有工會存在，其他勞工組織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關切問：“你現在的勞工服務部還順利吧？”
    楊曉輝說：“當然不順利，還有很多麻煩。那些街道辦的工作人員看著我們就象防賊一樣，生怕我們組織工人鬧出事來。憲法規定，工人有罷工的自由，可是在這些政府部門看來，工人罷工就是鬧事，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穩定。
    工人如果只是個人受到損害，他可以起訴工廠老板，可是，如果是整個工廠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損害呢，工人們就不能集體抗議嗎？
    我是農村出來的，我知道我們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會地位有多么低，我們從不想爭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勞而獲，我們只想獲得我們應得的報酬和尊嚴，因為我們付出了辛勤和勞動。即便這樣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來，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發牢騷說：“我學過歷史，解放戰爭時期，那些煤礦工人、鐵路工人、紡紗工人、碼頭工人，他們罷工也好，鬧事也好，書上都是用贊美的語氣，尊稱為他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對他們的抗爭行為大書特書。
    但是到了現在，那些下煤礦的工人、紡織廠的女工、電子廠的工人和碼頭車站的搬運工都變成了農民工，變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誰也不認為這些農民工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他們前面加上‘農民’二字就變味了，充滿了歧視和輕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這方面的社會弊病，不要說職業平等了，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國家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終有一天會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這是不是她要考慮的問題，她也無能為力，她只是想問她感興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個問題：“我記得，你邀請我幫大張村的張大伯打官司時，你自稱是三農研究會的會長，這么說你并沒有建立過這樣的機構？”
    楊曉輝慌忙解釋：“我以前是發起過這樣的機構。我在大學的時候，跟一些同學發起成立了三農研究會，三農研究會的宗旨是‘發展農村經濟，保護農民利益，提攜農村青年’。
    當時，我們的會員有幾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高校。我們組織三農志愿者，到農村調研，體驗農村生活，報導農民呼聲，我們的影響很大，許多高校都建立了三農研究會，一些老教授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言支持我們的行動。但是現在，我已經畢業好幾年了，早就不再從事三農研究會的工作了。”
    徐虹接著問：“為什么你放著深圳勞工服務部的身份不說，非要說你以前在大學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覺得以前的名頭比較響亮？”
    楊曉輝說了實話：“我這樣做，其實都是張鋒教的。他說，我的勞工服務部主要是為城市打工者服務，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張村的張大伯是在歸德市的農村，兩者離題太遠，不容易說動你，如果換成三農研究會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會突然想到來歸德農村替老農民維權呢？該不是也是張鋒建議的吧？”
    楊曉輝：“可以說是。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雖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關注農村農民的新聞。大張村村民起來抗爭后，網上傳得很厲害，我們很多人都看到了。剛開始我只是在內心支持他們，沒有想著親自跑到大張村給村民維權。張鋒極力邀請我出面替張大伯維權。
    張鋒和我都關注農村農民的生活，都想替農民做點事，但是，我們也有分歧。
    我認為農民工就是改變農民命運的根本點。留在農村種地的人越來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來越多了，農民的收入現在主要靠打工。當越來越多的農民到城市定居，當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地位越來越相等時，農民的命運才會真正改變，三農問題才會真正解決。
    張鋒則認為，無論國家如何發展，國家進步的原動力還是在農村和農民身上，只有農民富裕了，國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農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國家才是真正文明了，農民就是國家發展的那塊最短板。
    他說，大張村事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這是農民自發改革自我決定命運的新起點，也是推動國家改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