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與張安世定議廢昌邑王，“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漢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說明這時丞相已經“備位而矣”。
    西漢后期，武帝時出現的大司馬、大將軍取代丞相通過尚書臺承擔起行政職責。
    漢元帝時丞相改稱“司徒”，漢初以來的丞相負責制名存實亡。臣權勢力到達最低點。
    漢朝后期的外戚政治萌芽于漢武帝末年，形成于昭、宣時期。
    外戚政治是皇權的畸形發展，漢武帝時期皇權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權是通過削奪外朝官進而此消彼長達到的，皇帝的干練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問題在于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樣干練，不少后繼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會再將權力發還給外朝官，只有借助內朝官維系形勢，最方便的手段是借助親信外戚或者宦官維持。
    漢元帝初年，“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宦官掌握尚書臺能夠令百僚“敬事顯”，足見尚書臺在中樞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后宦官的權勢得以控制，可是西漢統治者沒有亡羊補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
    漢宣帝以后，大司馬這一崇銜逐漸成為實職，權高于丞相，職掌全國政務。
    漢成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將“大司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漢書·王莽傳》：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
    這樣的局勢直接導致臣權發展壯大，直接與皇權對峙，最終王莽代表的臣權篡位，臣權勢力達到最高峰。
    漢光武帝平定天下，重建漢政權后，革除外戚政治，并改革了宰相制度。
    漢光光武帝以“寓剛于柔”的策略，解決了怎樣排除功績顯赫、虎視眈眈的重臣對皇權構成威脅這一難題，善待功臣，但絕不允許功臣干政，同時又限制外戚坐大。
    光武帝穩定形勢后，在行政制度上進行了重大改革，削奪“無所不統”的三公職權，以尚書臺處理原屬三公的日常政務，對三公外示尊崇，內奪其實權。
    三公本有“調理陰陽”的職責，現在則拿這一職責使三公因天時不利主動引咎遜退。
    東漢的胡廣就這樣反反復復做遍三公，卻毫無建樹，三公當職不當事，權力逐漸轉移到尚書臺。
    尚書左、右仆射、司隸校尉三獨坐，成了實際上的行政負責人。
    漢光武帝恐怕始料不及的是：他善待功臣使豪強坐大最終導致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削奪臣權所未及的是他的后代除明、章二帝外，都為短壽、庸碌之輩。
    章帝死后，外戚竇氏即登臺執政，而年幼的皇帝又看不慣外戚的張揚跋扈，便聯合宦官誅殺外戚，如此便輪到宦官專權，到了王朝后期，外朝與內朝矛盾激化，最終宦官控制政權，發動“黨錮之禍”，結果使王朝中央政治不可收拾。
    漢末，曹操“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自己為丞相。擴展文武百官的權利，與漢帝劉協代表的皇權開始對峙，在這場對峙中，由于自己掌握了軍權，同時外部環境亂世又極為關鍵，臣權數次完勝皇權。
    赤壁之戰前，孔子的直系后代孔融，殊死一搏，嚴厲呵斥曹操代表的臣權，并且竭力阻止曹操南下平劉滅孫，防止臣權再度擴大，只是無力回天，曹操自己當然大怒，滅孔融滿門，孔子直系后代因此斷絕，漢朝最后一個忠臣的死去代表了皇權徹底無翻身的機會。
    如今司馬氏代表的臣權已經開始逐步蠶食這皇權了。
    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代表了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