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趙主父向鹖冠子請教了諸多治國之策，鹖冠子皆逐一給予意見，而蒙仲亦在旁認真傾聽。
    迄今為止，蒙仲已經了解了不少治國方面的思想主張，比如道家的“無為”思想，楊朱派的“貴我”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以及今日鹖冠子所講述的“法制度而治”思想，在他看來，這些思想主張中就數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的思想最契合實際，也最完善。
    相比之下，楊朱派的“貴我”會讓人變得更加“自利”——哪怕此學派其實也提倡不侵害他人的利益；而孟子的“仁政”思想，雖然好歸好，但仍然沒有具體如何施行的章程，單憑“井田制”這種過時的國家體制，是不足以支撐起“仁政”的——被宋國覆亡的滕國，就是最佳的例子。
    唯獨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思想。
    只不過，鹖冠子的這個思想主張，真的是與法家思想非常相似，不同點僅在于，鹖冠子的思想主張，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無為而治”，不像法家的最終目的是“變法圖強”——兩者的最終側重點不同。
    當晚在鹖冠子結束他思想主張的講述時，夜色已深，于是在此之后蒙仲只是簡單向趙主父稟報了「已從陽文君趙豹率下挑選了五百名士卒」這件事，而趙主父，也因為與鹖冠子、蒙仲、龐煖幾人邊喝酒邊探討治國之策而喝地大醉，沒有細問此事。
    晚上回到住處后，蒙仲就著燈火，將鹖冠子的思想主張記載在竹簡上，向以往那樣一式三份，準備托人送到莊子、孟子、惠盎三人手中，聽聽這三位對此的評價。
    其實主要還是聽聽孟子與惠盎對此的評價，至于他的老師莊子，后者更注重的是對“人”的德育之事，即如何提高世人的道德水準，對于國家政治這方面的事，莊子是從來不感興趣的。
    而蒙仲在明知此事的情況下仍然給莊子寫信，也只是為了告訴老師他在趙國的所見所聞，僅此而已。
    次日，蒙仲早早起來向趙主父辭別，準備前往陽文君趙豹的軍營，訓練那五百名士卒。
    而這會兒，趙主父想來也已收到了相關稟報，知曉了蒙仲昨日降服那五百名士卒的過程，并就此事給予了蒙仲很高的評價。
    他笑著對蒙仲說道：“我原以為那五千枚布幣是為了收買那五百名士卒，卻不曾想，你竟收買到了兵心。”
    不得不說，那日趙主父對于「能用金錢收買的士卒是否值得信賴」一事仍抱持懷疑，卻沒想到，蒙仲的手段比他預料的更高明，直接“買”到了那五百名士卒的心，還順便為信衛軍上下豎立了最初的信任。
    這使愈發器重蒙仲。
    在向趙主父告辭后，蒙仲帶著蒙虎、蒙遂等人回到了陽文君趙豹的軍營，與留宿在那座軍營的樂毅等人匯合，共同探討接下來的事物。
    士卒的問題解決了，駐軍兵營的問題也解決了，那么接下來就是商量對那五百名士卒的兵種調整，以及相應的練兵方法。
    所謂兵種調整，顧名思義，即調整軍中各兵種的比例，這其中也涉及到很多因素。
    比如蒙虎，他就主張戰車隊，即將五百名士卒全部打造成戰車隊，以三名甲士同乘一架戰車來算，約需要一百六十余架戰車。
    必須得承認，假如按照蒙虎所建議的方式打造成“戰車隊”，這五百名甲士將非常具有攻擊力，哪怕在正面戰場上擊潰十倍的一般步卒或許也不在話下。
    但弱點也很明顯：缺乏遠距離打擊能力，可能敵軍的一波箭雨，就能讓其損失過重。
    繼蒙虎之后，蒙遂建議改造成騎兵。
    在此時的中原境內，騎兵仍然是趙國獨有的兵種，與戰車相比，具有速度更快、機動力更高的優點，尤其是在經過「騎射」訓練后的騎兵，其實也覆蓋了“弓騎”的能力。
    但同樣的，騎兵的缺點也很明顯。
    首先，騎兵造價太高。
    在正常編制下，一名騎兵需配兩匹戰馬，交換騎乘，以便始終有一匹戰馬保持充沛的體力，而戰馬屬于非常珍貴的戰爭物資，需要經過多年的飼養、挑選以及一系列相關的馴養，并不是說隨便什么野馬套上韁繩就能當成戰馬用——那種未經人工馴服的馬，在戰場上必定會葬送騎兵的性命。
    其次，騎兵的訓練太艱難。
    在沒有雙邊馬鐙與馬鞍這些馬具的情況下，一名騎兵需要經過數年的訓練，才能掌握熟練的騎術，然而，葬送一名騎兵卻只需要一支箭矢。
    這也正是騎兵暫時還無法作為戰場主力的原因，因為它的防御能力太薄弱，無法抵擋弓弩之類的武器。
    至于第三點，那就是騎兵不擅于攻城、守城，信衛既然作為趙主父的近衛，那么，它必須具備抵御外敵的防守能力，而騎兵的防守能力卻非常薄弱——在非戰略視角。
    “步弩混合吧。”
    在思考再三后，蒙仲向一干小伙伴說出他的考量。
    步，即步卒，很好理解，鑒于所使用兵器的不同，又可以分為戟兵、戈兵等等，主要以長兵器為主。
    而弩，即指手持弩機的弩兵。
    早些年韓國就已研制出了單兵可以使用的弩機，此后迅速被中原諸國所效仿，成為比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