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趙主父介紹，鹖冠子乃楚國人，因為喜好用鹖——一種像稚雞的鳥類——的羽毛裝飾發冠，而被人稱為「鹖冠子」。
    至于本名，卻不得而知。
    當蒙仲因為成功收服了那五百名士卒而向趙主父復命時，鹖冠子正在向趙主父講述他的治國主張。
    可能是正聽得津津有味，趙主父并沒有第一時間詢問蒙仲的來意，而是讓蒙仲亦在席位中就坐，與他一同傾聽鹖冠子的主張。
    鹖冠子的治國主張，鑒于他也是道家子弟，因此自然也是以道家“無為”思想為核心，即讓國家以“順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君主）莫要再做多余的事。
    何謂「以順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呢？
    即順從“天理”。
    比如說「刀耕火種」，在此之前并沒有其他生命教授人（類）那樣做，是人（類）自行領悟并加以沿用的，簡單地說，即文明發展的必然過程，它是不會因為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人在發展文明的同時，勢必會出現刀耕火種的階段，以擺脫茹毛飲血的舊習俗。
    國家亦是如此。
    從最初的部落，到后來的氏族，再到多氏族的國家，再到如今天下的各國，它的行程與發展，其實是有一種必然的趨勢的。
    人不可超前，也不可保守，順從文明發展的趨勢，順勢而為，也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關于這件事，鹖冠子拿法家思想舉了例子。
    法，古代歷來就有，但那時的法是不完善的，說白了全部都君主、貴族說了算，我說你犯法就是犯法，弱勢群體毫無反抗之力。直到鄭國國相「子產」鑄造「刑鼎」，將國法公布于眾，法才逐漸完善，被世人所知。
    而在此之后，法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約束強勢群體的枷鎖。
    那么試問，既然“法”的出現是為了約束王族、公族、貴族，為何鄭國的王族與貴族要推行它呢？
    很簡單，因為此前不公平的“法”，遭到了相對弱勢群體——即新興地主與貴族的強烈反抗，新舊貴族階級因為利益糾紛產生了強烈的沖突，使得國家出現了動蕩，迫使子產鑄造刑鼎，將“法”公開化，緩解階級矛盾。
    所以說，法的完善與公開，也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而由此誕生的法家思想，它也是會必然出現的。
    而鹖冠子想要告誡趙主父的，即莫要像曾經鄭國那些抗拒“刑鼎”的舊貴族那樣，對“新事物”的出現持抗拒心理，而是應該豁達地去接受它，因為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是（文明發展）所必然會出現的，它不會因為個別人的阻撓就終止或者消失。
    在鹖冠子講述這段時，蒙仲在旁亦是仔細聽著。
    不過，由于他也是道家弟子，并且也從他老師莊子那邊聽過類似的言論，因此鹖冠子所講述的那些，倒也沒能使他感到有多么新奇——畢竟這就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唯一感到新奇的，即鹖冠子對于“無為”的重新定義，他在道家無為治國思想中加入了法家思想，將“無為”定義為「法規律而治」、「法制度而治」，即先制定良好的法制秩序，再來實現“無為而治”。
    比如說，鹖冠子認為應該嚴格規定國家的新政體制，伍（五）家為伍、設伍長；什（十）伍為里，設里司；四里為扁，設扁長；十扁為鄉，設鄉師；五鄉為縣，設縣嗇（sè）夫；十縣為郡，派士大夫守衛。
    在此基礎上，伍長、里司、扁長、鄉師，到郡大夫，再到柱國（將軍）、令尹（國相），逐級負責告奸、舉賢、行教、布令，且按規定向上匯報，而君主也逐級下達命令。
    鹖冠子稱此為「天曲日術」，可以讓“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
    不得不說，鹖冠子的這套國家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楚國制度的影響，但它卻比齊桓公、管仲時期的齊法更嚴密，比商鞅治秦的法度更具體，將道家的“法天地思想”轉化為“法制度而治”。
    縱使是夢中國，亦獲益良多。
    “蒙仲，你覺得如何？”趙主父笑問蒙仲道。
    蒙仲想了想，回答道：“鹖冠子所說的「法制度」，在下理解為，使國家形成一種良性的秩序……”
    “秩序？”鹖冠子聞言眼睛一亮，笑著稱贊道：“這個詞用得好。”
    的確，他所主張的法制度，其實就是使國家形成一套良性可持續發展的秩序，而在此基礎上，君主就能實現“無為而治”。
    必須承認，此前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太過于深奧，以至于縱使趙主父這樣的君主有時候也琢磨不透，而鹖冠子的主張，卻淺顯易懂，使趙主父明白：哦，只要按照這套制度施行，就能實現“無為而治”。
    在闡述了以上的想法后，蒙仲點點頭說道：“在下覺得可行。”
    鹖冠子聞言捋著胡須微笑不語。
    彼此都是道家弟子，蒙仲能這么快接受他的主張，這就說明蒙仲很清楚“無為而治”的本質——即“無為”是對“有為”的肯定。
    隨后，鹖冠子再次講述了他的「天曲日術」。
    「天曲日術」內涉及到的郡與縣，其實很早就已出現，比如趙國的「代郡」、「雁門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