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他一直都在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他之所以親征，就是因為他已經感覺壓制不住蠢蠢欲動的文官們了。
    自洪熙年以后，文官們在朝中的勢力和話語權逐漸增加，就連宣宗皇帝都被他們給諸多限制。
    而當時的以瓦剌為首的蒙古部落，又大規模的入侵著邊疆，大同邊軍近乎全軍覆沒。
    于是這個在深宮之中，由太監伴讀成長的年輕皇帝，萌生了御駕親征，通過軍功來提升自己威望的想法。
    只是土木堡一戰，他敗的實在太慘了，在這一場與文官的博弈當中，他輸光了自己最后的籌碼。
    那些擁護支持自己的文官和勛貴武將們，無一生還，如果用后世的話語來說就是，?；逝扇姼矝]了。
    而此時的文官派系，勢力正處于猛增的狀態，他殺了于謙后，將于謙所改革的京兵團營新制全部廢除，重新組建三大營。
    這就是在以另類的方式剝奪文官的兵權，消除對自己的威脅。
    而對于漕運，他也是有過一次大動作的，天順元年時，他將漕運的事權再次變更。
    他將漕運總兵官和參將的職權再次加強，與漕運總督一起，管理整條河道的治理，兼領河道管理之職。
    又將勛貴的兵權統籌增加，設專管運河的把總一十二人，整個運河都被這十二名把總牢牢掌控在手中。
    其中南京兩個，江南直隸兩個，江北直隸兩個，中都鳳陽一個，浙江兩個，山東兩個，湖廣一個，江西一個。
    由漕運總兵官、漕運參將直接統領十二把總指揮運河諸事，分統各衛所漕運。
    在天順元年剛剛設立的時候，這十二名把總手下的軍隊總計有十二萬人，運船一萬多艘。
    另有遮洋把總，有七千人的編制，海船三百五十艘，，專門維持河道的秩序以及防衛工作，以及漕糧海道運輸，這十三名把總統稱為運軍。
    這些把總由周圍省份和地區的衛指所揮使和千戶擔任。
    而因為漕運總兵官和參將都是因為勛貴擔任，又手握大權，于是武尊文卑的局面就開始了。
    漕運總兵官一職，在大明朝是超品的存在，因為都是侯爵伯爵擔任此職，因此它遠遠高于九品十八級。
    漕運總督見了漕運總兵官，需要行上禮問候，總督想要干一些比較重要的事，必須先請示總兵官，否則就越權，要被責罰問罪的。
    朱祁鎮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的這些改變和政策，再次的穩固了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文官的權力不能夠在無限制的膨脹。
    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萬歷年間，李三才的上任，徹底打破了這個維持了一百多年的文武平衡。
    李三才這個人，他對東林黨的貢獻，以及整個官紳大族的貢獻，都是巨大的。
    他上位以后，先是把萬歷皇帝派下來的礦稅太監給趕了回去，而后便將手伸到了漕運總兵官職權之上，想要奪權。
    當時的總兵官，正是王守仁的孫子王承勛，祖父雖然是威名赫赫，但這個人卻根本沒什么本事，也毫無膽氣可言，面對強勢的李三才，根本不敢與之相抗。
    李三才看出了王承勛的無能和懦弱，于是更加的肆無忌憚起來，王承勛被壓的連頭都抬不起來，從此維持了上百年之久的武尊文卑徹底翻轉了過來。
    因為明朝海運極不發達，甚至已經處于自暴自棄的狀態，而河運諸事文臣都可獨立完成，武臣的存在就變的多余了起來。
    萬歷四十年，王承勛不知因何原因，莫名其妙的上了一道奏本給皇帝，請求辭官回京師，萬歷皇帝批準了。
    文臣們借機上疏，請求裁撤漕運總兵官和參將，萬歷皇帝又批準了，從此以后，關鍵命脈的運河，完全落入了文官的掌控。
    十三位主管漕運的把總，被劃歸了總督府管轄統領，兵權也自然落入他們的手中。
    而自李三才被罷官貶職為民以后，漕運總督之職已經空閑了十余年了。
    但總督府的文官體系卻依然存在，一切都在照常運轉。
    朱由校要是不想被掐著脖子生存，漕運就不能不管，必須把自己的人派過去，奪回大權。
    于是他便順著這本關于疏通運河的奏疏，立刻讓官員們舉薦漕運總督的人選。
    這事完全是臨時決定的，以致朱由校自己心中都沒有想出合適的人選，但也不能拖下去了。
    因此他也只得將這個問題給拋出來，先讓這些朝臣們推出幾個人選，看看有沒有合適之人，他也剛好有時間能夠思考。
    而官員們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好似也很受用一般，沒過多久，一名官員就上前大聲道：
    “啟稟陛下，臣舉薦原漕運總督、戶部尚書李三才重新起復，擔此重任！”
    接著御史房可壯也迅速上前接過話題，同樣支持起復李三才為漕運總督。
    言語也是非常激動，將李三才任職期間，干了些什么好事，受了些什么嘉獎，在民間士林當中的聲望有多大，全部一股腦的說了出來，生怕皇帝不了解。
    他的一番激語，瞬間就將氣氛給抬上一個層次，許多官員都上前表示支持起復李三才。
    朱由校不動聲色，并不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