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甚至對我笑了一下，不再是往常那種嚴肅得嚇人的面容。病房里只有軍權一個人。我十分習慣并喜愛這種寧靜的談話環境。它會讓人的思想走得很遠，進而觸摸到談話者的靈魂。軍權也很高興，于是，我們在窗外焰火的閃爍和爆炸聲中，開始了他的回憶之旅:
    2000年是奧運年，這一年的10月奧運會將在悉尼召開。1999年各省向中國殘奧中心報參賽運動員名單時，湖北省殘聯沒有報我。原因我也不清楚，大概是我的成績與世界最好成績還有一點距離。艾老師曾鼓勵我去找一下領導，我有點不好意思去找，也不知道該找誰。這次到上海比賽，我的隊長是黃石人，老隊員，他八十年代就參加過國際比賽，獲得過名次。他了解我的成績，聊天時，他鼓勵我趁國家隊的總教練在這里去找一下他們。我一個人不敢去，有點鄉里娃子怕人的味道。于是他準備找個時間帶我去。在這次比賽中，我取得了一金一銀的成績。比賽結束后組委會組織我們參觀東方明珠電視塔。參觀那天，我們正好遇到了中國殘疾人游泳隊總教練張鴻鵠。
    張鴻鵠總教練三十多歲的樣子，是個聲望很高的教練，他從八十年代就帶殘疾人游泳隊，對游泳運動很有研究。在賽場上我見過他幾次，很少見他笑，始終是一副很嚴肅的臉像。給人的感覺很冷靜很厲害，好多隊員都怕他。參觀的教練和運動員在塔上看風景，隊長就帶著我走過去。隊長以前和張鴻鵠總教練認識，隊長向他介紹了我的情況，說，一個殘疾人能從農村走出來很不容易，他相信我能出好成績，希望總教練給一次機會。總教練說，他的條件的確很好，我也相信他能夠拿到金牌，但現在增加名額已不可能了，因為去年各省上報的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名單我們已報到悉尼奧組委去了。我和隊長一聽，都很沮喪，想，這事真的沒戲了。
    在從上海回武漢的火車上，我和省殘聯宣文處的一個領導坐一起。聊天時，他說，按你現在的成績應該能到悉尼參加殘奧會，他也專門找過中國殘奧中心的領導，但領導說不行。
    從上海回來，對于參加悉尼殘奧會的事我就死了心。
    回來之后，我又開始替我爸爸放羊，趕著羊群滿野地里跑，那時候羊子已繁殖到二十多只了。一天，天上下了一點小雨，接著又晴了。六月的天小娃子的臉。因為在上海得了一金一銀，荊門電視臺來采訪我。我把羊趕到路邊的一片坡地上，然后坐下來用腳梳頭。記者們很好奇，他們不相信我能用腳梳頭。攝影記者在旁邊拍攝。這時，我遠遠看見一輛從荊門跑革集的出租車開來了。我也沒在意，可車就在我旁邊停了下來。司機搖下玻璃，對我說:軍權，你四伯讓我給你帶信，說市殘聯讓你帶二十張照片明天到他們那里去。你四伯反復叮囑，不要耽擱了！司機說完開車走了。我有些納悶:帶二十張照片去殘聯干什么呢？我理不出個頭緒。雖然理智上我知道去悉尼沒有戲，但我還是忍不住往這事上想。會不會是要出國參加殘奧會了？這事有點特別，以前還從沒有過交這么多照片的事。電視臺的記者正在拍那群在坡地上吃草的羊子，我就在一邊想心事。我一會兒覺得肯定是要到國家隊訓練然后去悉尼參加比賽，一會又覺得不可能，因為張鴻鵠總教練的話很肯定，沒有一點回旋余地的。我漫無邊際地想著，一抬頭，看見扛在記者肩上的攝像機在冒煙子。我喊道，完了，攝像機燒了。記者們一看，機器果真燒了。記者們開車回去換機器，我吆喝了一聲，羊群便一字兒排隊往回走。到了家，就看見一輛小車停在我家門旁邊。我將羊關好，一進堂屋，就看見市殘聯的秘書長——一個女同志，在堂屋里坐著。
    一瞬間，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可能要去參加悉尼殘奧會了。
    原來，真的是要到悉尼參加殘奧會。市殘聯先是將電話打到我四伯家（何軍權家沒裝電話，也沒誰有手機），讓我四伯通知我。后來，他們擔心出紕漏就安排秘書長親自到我家來傳通知。送走秘書長，電視臺記者換了機器，又開始拍攝。這次十分順利，我也高興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將照片送到市殘聯，然后秘書長帶我去市國安局，說要學習一些出國的安全知識。到國安局后，工作人員放了一些錄像讓我看，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