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貍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
    山東河北的老百姓還沒有見過義和團后期魚龍混雜時的瘋狂，對義和團好感頗多。余顯也不想觸這個霉，就自認倒霉道：“我雖是朝廷經制五品武官，可也看不慣朝廷自光緒十九年（1897年義和團冠縣起義）以來屢屢鎮壓義和團的拳拳報國之心，既然是投奔義和團，我也就不為難他了。”
    說完這話，余顯索性站在院中，把所有人集合起來說：“朝廷雖視義和團為邪教，但我卻視之為國之棟梁，義和團屢屢抗擊洋人，為國辛勞，我也不能拖后腿！”說完就拿出梁姓npc鐵匠學徒的賣身契，當著眾人的面燒毀了。
    眾人不管是真心實意還是虛情假意都跟著喊道：“老爺仁慈！”卻把余顯給嚇了一跳。剛聽蔡大媽稱呼余顯“老爺”時余顯還沒在意，但當幾個人一起喊“老爺”時余顯卻仿佛想到什么有不太清楚，余顯也沒心思刷什么“忠誠度”了，擺了擺手讓眾人退下休息，意興闌珊的回到大廳中坐著發呆。
    余顯左思右想直到后半夜也沒想出啥，就開始琢磨“老爺”這個帶有明顯封建制度色彩的名詞，在清末的時代，余顯幾個下屬盡管余顯認為只是手下，可對那幾個npc而言以言作為賣身奴向買主叫“老爺”中“主人”的意思更大！在晚清這片半殖民半封建制度下用奴隸制度對npc本身就接受不了，若非毫無生計（如蔡大媽），npc的忠誠度確實是個問題。可余顯自認自己不可能成為龍傲天那種渾身一抖，眾npc忠誠度刷滿且不掉落的bug存在，不用奴隸制度實在不放心，可現在奴隸制度也不靠譜，那怎么辦？
    余顯想破腦袋瓜子也想不通，可看到大院中還未散去的小梁的賣身契的灰燼靈機一現，想起一個很是中二的名言――漢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
    天破了，自己煉石來補；
    洪水來了，不問先知，自己挖河渠疏通；
    疾病流行，不求神跡，自己試藥自己治；
    在東海淹死了就把東海填平，被太陽暴曬的就把太陽射下來；
    誰愿意做揀選的石子就讓他去吧，誰愿意做俯伏的羔羊也讓他去吧；
    誰愿意跪天子跪權臣就讓他去吧，誰想不問蒼生問鬼神也讓他去吧；
    斧頭劈開的天地之間，到處都是不愿做奴隸的人。
    這就是這個民族不可褻瀆的東西。
    中國盡管一直有奴隸制度的存在，可一直到明末都對其遮遮掩掩，窮人除非餓的吃不上飯一般不會主動投身為奴，富人一直對外聲稱只是傭人或義子。直到我大清，開國滿州人是皇帝的奴才，至于漢人想到奴才都不行！清朝也禁止漢人對皇帝自稱奴才，認為漢人奴才不如，只準稱臣。因為乾隆時有漢臣邀寵自稱奴才，因此發圣諭滿漢今后上奏折一律稱臣。寧可滿人降格稱臣，也不能讓漢人做奴才！
    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于“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于科場舞弊案的奏折，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
    本來，滿族統治者是一向嚴求漢族人與自己保持一致的。他們強迫漢人剃頭發，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風，都是為了讓漢人歸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獨不肯讓漢人也與自己一樣稱“奴才”。這是為什么呢？魯迅先生的雜文《隔膜》里有一段話，實際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
    滿洲人入關前，大體處于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雖然占據了中原，但奴隸制的胎記并未完全退去，“嚴分著主奴”，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即使到了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很濃厚的奴隸制習氣。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云:“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杠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