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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軍體系，或者說閩浙軍事集團和北洋軍事集團是不一樣的，兩者同樣都有著強悍的軍事dú cái領導人，也具備強悍的軍事力量，但是兩者之中，北集團更注重的是傳統的官僚商業資本以及士紳體制，發匪之亂后，以普遍大地主階層以及士紳為基礎的漢族重臣崛起于清末政壇中，張之洞，李鴻章就是其中的的佼佼者，也就是這一個集團的代理人。而袁世凱則是作為李鴻章的接班人出現在清末政壇當中，成為這一群體的直接代理人。
    相對傳統的北洋相比，國民軍的崛起更短，除了和北洋一樣注重軍隊外，國民軍的另外一個支撐點就是閩浙乃是蘇南地區的商人階層，不管是之前的福建都督府還是后來的東南宣撫使府又或者是現在的大元帥府，都離不開閩浙已經蘇南包括上海地區在內商人階層的支持。
    國民軍現在的財政收入中，除了傳統的田賦外，數額最大的，增長幅度最快的就是商稅，可以說商人階層繳納的賦稅頂起了國民軍的半邊天。而為了更＋＋快的發展工商業，獲取更大的財政收入，同時也為了拉攏轄地內富商以及普通商人階層，國民軍在扶持工商一事上是不遺余力的，比如商人們極為關注的厘金，在福建都督府時代就已經開始進行整頓，當然取消厘金是不可能，當初要是取消了厘金福建都督府的財政立馬就得崩潰，但是也進行了小范圍的整頓，尤其是獲得浙江之后。當時陳敬云一力推行的隨之改革制度已經在福建實行，隨后又是迅速的推廣到浙江，各地的厘金關卡也是由財政部直接管轄，而不是和前清以及現在其他軍閥地區一樣由地方zhèng fǔ管理。
    厘金制度雖然壞處多多，造成了前清時代的財政權力下方地方，使得地方zhèng fǔ逐漸和zhōng yāng分庭抗議，可以說清末時期的地方督撫位高權重，甚至可以直接和zhōng yāng分庭抗議，這一切都是源之于厘金制度的實行，有了厘金，而且厘金收多少，怎么收還完全是地方督撫自己說了算，zhōng yāng根本就管不到。厘金的實行造成了zhōng yāng財政權力的分散，這是他最大的弊端，至于什么影響商品流通，抬高物價，民眾生活不便都是次要的東西，厘金制度實行數十年來，也沒見說因為厘金就餓死幾百萬幾千萬人。
    盡管厘金有著如此大的弊端，但是要廢除的難度不是一般的大，因為這個時代的厘金換個角度來說就是商稅，從生產到流通再到銷售，幾乎形成了一條龍的商稅征收體系，如果有人在沒有拿出一個可行有效的商稅收取體系之前就要把厘金廢除，那么除了說他是漢jiān賣國賊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詞了，這個說法就跟現代里叫嚷著取消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營業稅等所有商業xìng稅收一樣。
    但是沒有可行的代替方法之前，陳敬云是說什么也不會，也不敢裁撤厘金的。不過厘金的弊端實在大，對其實行改革是必須的。為此，之前實行的稅制改革就是第一步，先把厘金的管轄權從各地方zhèng fǔ手里拿回來，統一歸zhōng yāng財政部管理。
    而第二步，就是優化各地的厘金關卡，取消一些不重要以及嚴重重復的關卡，使得省內的物品流通更方便，也降低一定的成本。
    而第三步，就是進一步取消眾多厘金關卡，只在交通要道和重要地區設立相應的少數厘金關卡，同時大力推行營業稅這一概念，就是直接從生產廠家中抽取營業稅，也就是從所謂的源頭收稅，然后在具體的銷售階段，對零售商家收取營業稅。如此用來補充眾多流通環節時損失掉的眾多厘金。同時在國民軍控制區內通向外省的交通要道里依舊設置大量的厘金關卡，這一點和海關關卡有些類似，畢竟國民軍控制區和其他軍閥的控制區雖然沒有名義上的dú lì，但是已經近乎dú lì了。對外來商品收取高額稅收是正常的。
    這第三步也就是陳敬云正在努力的一個階段，他希望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能夠讓控制區內包括閩浙，廣東，江西，蘇南，皖南在內的地區商品流通更順暢一些，從而刺激轄區內的工商業發展，而zhèng fǔ提供更多的稅收。至于以后的稅收和厘金制度的改革，那恐怕就要等到陳敬云統一中國之后才能去辦了。
    然而即便只做到了這個地步，也是讓眾多商人對陳敬云好感大增，轉換而來的就是他們對國民軍的支持力度更大，自從陳敬云宣布要進行北伐之后，臨時zhèng fǔ緊急推出，并有華夏銀行承銷的五千萬光復債券銷售良好，而購買者多是對國民軍有信心并且支持國民軍的商人階層。畢竟這些債券面額最小的都是一百元，普通民眾可是買不起這些國家債券的。
    國民軍和商人階層的聯系已經這么緊密了，可是陳敬云還嫌不夠，為了進一步拉攏閩浙蘇南乃至國內其他財團富商們，他分批次多次向國內富商募集資金，打算把這一部分福州兵工廠的國有股權慢慢兌換出去然后換成數目龐大的現金，用以當成軍費和zhèng fǔ行政費用。也讓更多的財團富商們參與到福州兵工廠當中來，參股了福州兵工廠也就等于踏上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