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和日本的關系可以說是復雜無比的，但是總體方向而言一直都是處于敵視狀態！可以說，清廷從同治洋務運動、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兩國都把對方當成了潛在的敵人！日本海軍最初的建軍目標更是直指北洋水師，而甲午年間的一場戰爭，更是把兩國的關系定位到了敵對國的狀態。
    近代遠東就這么大點，不管是市場還是工業原料，是養不起兩個文明國家的，正所謂有中國沒日本，有日本就沒中國，兩者想要共存的話就是個笑話。
    清廷自庚子后開始改革，雖然諸多問題層出不窮，但不管怎么說這短短的十余年內中國的發展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其最工商業和軍隊的發展更是讓日本越來越感到危機感。盡管目前中國的實力無法挑戰日本，但是島國的危機感向來是濃厚的。所以在日俄戰爭勝利后的日本一方面繼續鞏固其在東北地區的利益，一方面大力扶植孫文為首的中國`革命黨，試圖給中國造成內部混『亂』，從而干擾中國的發展。
    實話說，連日本人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大力扶持的同盟會竟然能夠真正掀起一場辛亥革命來，開始其本意不過是為了中國制造麻煩，動搖清廷的統治基礎而已。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國內時，諸多日本權貴是做夢都笑醒好幾回啊！   辛亥大軍閥53
    當即日本上下就是活動開來，派出了大量的公開或秘密使者聯絡中國各方勢力，有清廷的政要，有同盟會的首腦人物，還有各地督撫的實權派們。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中國『亂』下去，最好是重演一場發匪之『亂』。
    陸軍部的一份秘密報告甚至指出，只要讓中國陷入內戰狀態，那么關東州的駐軍就有把握短時間內徹底拿下東北地區，進而威『逼』北京，甚至借口這場動『亂』直接派軍的話，陸軍有把握半年內拿下整個北中國。這份秘密報告雖然脫離了實際，沒有提及列強的干預以及后續諸多政治、經濟問題，但是卻指明了一點，那就是一個混『亂』的中國對日本是最有利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山縣有朋為首的陸軍部等人磨拳搽掌，不但關東州駐軍已經處于戰備值班狀態，國內的一個常備師團甚至也完成作戰準備，準備應對中國可能出現之變化，保衛日本在中國之利益。
    然而不管是激進的陸軍部如何進言，以穩健的文官系統卻很清楚日本目前是沒有足夠的經濟、政治條件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戰爭。自日俄戰爭后，日本雖然贏得了戰爭，但是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外債，高達二十多億日元的外債超過日本年稅收的六倍，以目前日本的財政狀況而言，甚至難以支付這些外債的利息，財政緊張，軍費自然是大幅度跳水。為了維持財政運轉，日本國內實行了高額稅收，民眾苦不堪言，由此造成政局不穩。同時日俄戰爭勝利后，日本獨占東北之利益，排斥英美等國資本，同時又讓遠東局勢動『蕩』，英美法等國早已不滿。
    日俄戰爭后到一戰前這段時間里表面上日本打敗了俄國成為列強一員，然而實際里卻是日本最為困難的一段時間。可以說，目前日本不管從經濟還是國內政治又或者是外交上都沒有足夠的條件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涉外戰爭。
    不但西園寺公望內閣反對大規模的直接武裝干涉中國內戰，就連海軍派的將領們也嚴厲反對，原因嘛很簡單，如果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作戰，企圖徹底解決滿洲以及蒙古等問題的話，勢必陸軍要大漲軍費。而軍費就這么多，陸軍要多了海軍自然就少了，這樣的情況是海軍元老們決不能答應的。
    如此情況下，日本的政要們自己吵了好多天后，終于是拿出了一個對待辛亥革命的政策來，那就是：“遇有良機則努力漸進擴大我國的權利，至于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須等待對我最有利時機的到來”
    根據這一個方針，日本根據這一方針，日本『政府』通過駐華陸軍、駐外機構、黑龍會等多種渠道，分別與清『政府』和革命軍等多方中國勢力接觸，同時給予雙方軍火和經濟援助，以便不管哪方勝利，都能使日本擴大在華權利，同時更期望雙方能夠形成持久之內戰，造成實際『性』分裂，進一步消耗中國實力，以便以后日本徹底吞占中國。
    山縣控制的軍部對這一政策自然是強烈不滿的，他們希望派兵一舉占領滿蒙，可是卻被西園寺顧慮重重而被擱置。對此山縣滿腹牢『騷』，指責西園寺采取坐視旁觀政策，以致失掉千載難逢機會，實為國家不勝哀痛。
    原時空歷史中的日本之所以支持北洋中后期皖系段祺瑞為首的親`日派，奉系之張作霖，前期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就是這種政策下的產物。
    福建位于臺灣對面，又是第二個光復的省份，同時陳敬云還率先完成了省內統一并高調派軍出省。這樣一來日本人很自然的就注意上了陳敬云，通過一番電文往來后，日本外交部就給日本駐福州領事下了命令，前去接觸陳敬云，打探清楚陳敬云對帝國之態度。
    如此，才有了日本駐福州領事佐藤涼介今日一行。
    對于這些緣故，陳敬云自然是不知道里面的彎彎繞繞，只是知道一些表面的東西。
    佐藤涼介和這年頭所有的外交家穿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