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產生一個主宰世界的權力中心來威脅新大陸。在歐洲以外，英國運用海軍和經濟的實力贏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權。這樣一種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國的一系列爭吵；甚至在二十世紀中葉，回想起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時兩國間的關系，某些集團的美國人腦子里還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殘跡。但是，二十世紀的英國已無法保持它的勢力單槍匹馬地發揮這種抵擋歐洲潛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這件事所產生的反應比較起來，過去兩國爭吵的痕跡在美國公眾的心里已不占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國和它的盟國可能無法阻止一個勝利的德國主宰歐洲(也許從主宰歐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這一前景，導致美國加入英國一邊共同作戰。冠冕堂皇的原則無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國人兩次都相信介入歐洲戰爭是必要的，但是擔心出現一個新興的、殘忍的統治世界的德國主子，肯定是一個更為有力的動機，特別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勢和英美兩國間文化的相同，并沒有產生任何精確的效果使美國輿論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國的事業。誠然，孤立主義者和干涉主義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長期爭論，實際上就是關于美國應不應支持英國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場爭論。
    緊接著珍珠港事件后的幾星期內，孤立主義的發言人都渴望忘卻和原諒過去的事情，只有極少數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幾個月里鼓動著他們的那股力量卻沒有完全消逝。對英國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隱伏在腦際，沒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義報刊上再一次出現了對英國的公開批評。
    在國會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義者一直是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派集團。羅斯福面對著他們的反對常常躊躇不決，甚至畏縮不前。但是在戰爭開始后。國會議員方面對對全面作戰已沒有反對的意見了，在這一點上國會僅僅是反映了公眾的態度而已。
    就羅斯福和他的高級顧問們來說，同英國合作一直是他們政策的基點。戰爭的爆發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安慰，因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計算國會和公眾中潛在的反對意見了，當丘吉爾打電話來核實一下珍珠港受到襲擊的最初消息時，羅斯福的態度從他對丘吉爾所講的話中便表明出來了。他說：“我們現在坐上了同一條船啦?！?
    從1940年初夏以來，當英國一連幾個月顯得真有被打敗的可能時，美國政府已經逐漸同英國結成一種日益親密的伙伴關系了。在軍事方面，到1941年12月，美國實際上已在大西洋進行著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美國海軍擔負起了護送商船遠及冰島的主要責任。
    美英兩國之間“除了作戰以外”的陸軍與海軍的實際合作，只不過是范圍廣泛得多的一個計劃中的一部分。起草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萬一美國成為一個實際交戰國，就用這個計劃來指導英美的聯合軍事行動。早在1940年6月，負責起草作戰計劃的美國陸軍和海軍軍官們就同意英國人所提出的進行磋商的建議。1940年8月，在倫敦和華盛頓開始了商談。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在華盛頓召開了正式的參謀會議。從這次會議上，出現了一個一般簡稱A的聯合戰略計劃，“如果美國被迫作戰”，這個計劃就將付諸實施。盡管起草這個計劃的時候俄國還不是一個交戰國，而且當時仍然希望日本可能不會在太平洋參戰，但A計劃中所商定的主要戰略及行政原則卻正是那些用來指導英美實際作戰的原則，而且還提供了整個戰爭時期英美軍事合作的基本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