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著重點在經濟理論方面，但也涉及許多與應用經濟學有關的問題。
    比較經濟學的興起于二十世紀30年代，與西方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有密切的關系。
    1929年爆發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大危機，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經濟自由主義思潮與國家干預主義思潮在經過長期的激烈爭論之后，國家干預主義逐漸占據了上風。美國、瑞典、英國、法國、德國等相繼采取對經濟的國家調節。為了把這種國家調節同傳統的市場經濟制度進行對比，就迫切需要把比較經濟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并使之在理論上系統化。
    另一方面，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可行的。這就給20世紀20年代內資產階級經濟學界長期進行的所謂“社會主義論戰”作了結論，從而使一些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空想”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感到有必要對兩種制度重新進行比較研究。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假定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不采取過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而采取適度的“市場經濟”，是否可能解決資源配置不當和浪費，提高經濟效率呢？于是，對不同的經濟模式的比較研究引起了經濟學家的興趣。
    比較經濟學的較大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一些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西方殖民體系的解體和民族獨立國家的產生，為比較經濟制度和比較經濟發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領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了繼續對不同經濟模式和不同經濟調節方式進行比較研究而外，經濟學家們還對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進行廣泛的比較，試圖找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以便影響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一時期的比較研究的重點是，如何把一國的有利條件同外部的有利條件結合起來，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尋找一條適合于一國的有利經濟發展的道路。
    比較經濟學的研究要受經濟學一般理論的指導，但經濟學的各個學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論，這樣，一般理論上有分歧的經濟學家關于比較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很難綜合到一起，難以形成一種比較完整而又具有綜合性的比較經濟學理論體系。
    比較經濟學是一個十分廣泛的研究領域。各種不同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發展道路、各種不同的國民經濟管理和調節手段的比較，屬于宏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范圍；各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廠商活動和消費行為的比較，屬于微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范圍；各種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各種不同的權力分配形式和價值判斷準則的比較，則又屬于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范圍。要從理論上把宏觀的、微觀的、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綜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較經濟學是一個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涉及經濟學各個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經濟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的研究。例如，關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就與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有關。
    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較多的困難。其一是在國民經濟核算方面，不同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如何進行比較的問題至今并未解決。即使不同的國家以同一種核算體系，但由于各國經濟的產品結構不同，對外經濟開放程度不同，商品經濟與自給經濟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種核算體系計算出來的各國國民收入的比較，仍是有爭議的。在對各國經濟中所遵循的價值判斷準則、各國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進行比較時，所遇到的困難就更大了。
    從西方經濟學家關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個國家要加速本國的工業化，引進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國家在資本引進和技術引進方面取得的效果較為顯著，并以此提高了本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平均收入水平。而有的國家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這就需要對資本和技術引進的條件方式和國內吸收過程進行比較研究，而西方經濟學家在這些比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鑒的。
    西方經濟學家關于不同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的研究，也具有啟發性。根據他們的比較研究的結果，積累率的高低只不過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率的因素之一。對經濟增長率起著重要作用的，還有投資經濟效果的大小和投資的構成情況。
    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表明，既有高積累率而低增長率的例證，也有稍低的積累率但經濟持續而穩定增長的例證。由于不同國家在實踐中提供了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因而比較經濟學對此所進行的某些綜合比較分析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