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南浦的路上，秦檜這也才尋了機會與黃杰共乘一車，把他近日在高麗所見所聞細細說來。
    而黃杰也不見外，把岳飛、楊可世、趙朔、種萱和孫新也都叫上，更將岳飛安排在了秦檜的左手，并于他好好引薦了一番，還要兩人日后多多親近，這才與大伙一起聽了秦檜做的簡報。
    只是，聽完秦檜的簡報之后，黃杰卻是更糊涂了。在揮軍高麗之前，他根據奇夢中教授的“有利原則”來推斷，認為整件事對搞事的崔卓而言最為有利，因此此事必無疑問就是崔卓搞出來的。
    可聽得秦檜分析之后，卻發現其中果然蹊蹺甚多，看起來應該還有什么幕后黑手，便是把崔卓也拿來當做了棋子一般。而到了此時，再來根據“有利原則”推斷的話，也就發現情理不論如何也說不通順了。
    毫無疑問，修路對大宋和高麗來說都是有利，有了這條路一是可以增近大宋朝廷與高麗朝廷的交流，二是便與大宋偷襲金國，三是高麗平白得了一條路……反之，搞黃了這個事情，好像對誰都沒有好處，唯一得利的也就只能是金國了！
    而對于秦檜的揣疑，黃杰倒也閉目好生回憶了一下手中有關高麗朝野的資料，卻發現并無所獲。至于奇夢當中到是有些相關的東西，可細細梳理之后，卻發現是如今尚未發生之事，但時距倒也相近，若是發端就在如今，也是未必。
    黃杰在奇夢中得見，正好就在距今不足三、四十年后，高麗王朝倒也出現了一場被后人命名為“武人之亂”的朝野政治斗爭。因為高麗王朝初期的時候，朝廷也是效仿大宋搞什么重文輕武，結果導致了武臣在社會地位上的沒落，而到了高麗王朝的中后期，武臣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處于劣勢，這使得文臣與武臣之間矛盾的日益加深。
    直至到了高麗毅宗時期（也即如今王楷的兒子那一朝），這種矛盾達到了極點，由于高麗毅宗親近文臣而忽視武臣，導致了武臣不滿的爆發。約在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高麗武將鄭仲夫、李義方等人發動兵變，廢黜高麗毅宗，擁立高麗明宗，并大肆屠殺文臣。
    鄭仲夫等人通過“都房”控制高麗君主，開始了武人政權對高麗的統治時期。此后高麗武臣完全控制了朝政，國王形同傀儡。
    到了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金甫當發動叛亂，欲擁立毅宗復位。失敗后，李義方殺死了毅宗，并且懷疑文臣參與此事，因此迫害文臣。
    武人政權的建立使尊重門閥觀念的高麗社會變質，文臣沒有實權，武臣則專斷朝政，甚至可以隨意廢立國王。李義方脅迫王太子娶自己女兒為妃，以增強自己的地位，最終鄭仲夫殺死李義方，獨攬朝政。
    得勢的鄭仲夫肆意胡為，被年輕武將慶大升所殺。慶大升本想整治腐敗，恢復高麗君主的權力，但卻在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病故，結果他的部下李義旼奪得大權。
    至于李義旼這人，腐敗而殘暴，得勢沒多久，又被崔忠獻、崔忠粹兄弟殺死奪取政權。則崔忠獻對武臣政權建立以來混亂的社會進行收拾，延續了高麗王朝的門閥觀念，提舉了寺院勢力，鎮壓農民和奴婢的叛亂，維持了政權的穩定。
    而此時正值蒙古入侵高麗，崔忠獻成功抵御了蒙古的數次進攻，待到崔忠獻之子崔瑀執政時，還將首都從開城遷往江華島，以避開蒙古的兵鋒。然而高麗在與蒙古的戰爭中也削弱了以崔氏為首的武人政權的實力，最終金俊于南宋寶祐六年（1258年）殺死了當時掌權的崔竩，將首都遷回開城，最終力主抗元的武臣林衍上位。
    而親元（也即蒙古）的高麗元宗見勢不妙之后，便假借元朝的勢力，以對抗林衍的武臣政權。林衍死后，武人政權分崩離析，最終元宗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殺死了林衍之子林惟茂，宣告高麗長達近百年的武人政權結束。
    待黃杰暗自將奇夢中的高麗“武人政權”始末好生回顧一番后，便也發現如今所面對的局面，倒也有可能就是高麗文臣在給崔卓為首的武臣集團在下絆子，因為此事不論怎么分析，都沒有合理的解釋。
    甚至金國得利論也完全站不住腳：以金國人普遍的性格謀劃不出如此縝密的計謀不說，此時的金國一方面正疲于北遼天鎮帝的騷擾，另一方面也正拿著趙佶、趙桓父子倆搞什么奇貨可居，就算他們知道大宋幫高麗修路的事情，也未必會不聲不響的玩什么計謀，直接拿捏趙家父子不是更好？
    所以，綜合各方面的考慮，唯一看似合理的解釋，就只有是高麗人自己懟自己這一說法才能說通了！
    但也說聽得秦檜三言兩語，把他的分析說完之后，黃杰倒也還沒拿定主意，便也聽他來問黃杰道：“此事，郡王以為下一步該當如何？”
    黃杰便也道：“我原先的打算，并非是一定要修這條友誼路不可，只不過是顧忌到之前才與高麗商議好飛地與離島之事，結果就鬧出了大宋的兩位官家一同被金國虜去的事情。如此，在這個時候若要高麗人如約交出飛地和離島，只怕未必能順利得手，因此也才決定用修建什么友誼路來作為切入點，只是沒想到事情的波折竟然如此之大。”
    如此一說，眾人倒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