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與蔣琬的那番談話，僅止于點評夏侯玄上，其雖說夏侯玄可繼承他的位子，但實際上也隱晦地表明了夏侯玄的不足之處。
    其不足之處不在于個人品性及才干上，而是在于他的身份不過是降人，其雖在關東士族之中擁有名望，但在大漢朝中卻無根基可言。若想讓他成功的上位，還需要讓他在朝中扎根幾年，方可服朝廷眾人。
    畢竟執掌尚書臺與他當下重建少府的難度可非同日可比，手下人若是不服，他的政令能否下達都是一個大的問題。想要執政必須要搭建其屬于他的班底，以為爪牙。
    如果蔣琬能多活幾年，說不準可以考慮夏侯玄上位，但以當下蔣琬的身體狀況而言，夏侯玄上位恐是困難。
    而兜轉一圈，到時候或許還是要費祎上臺執政，穩住大漢的基本盤，待大漢一統天下后，再選符合劉禪心意的首輔也是不遲。
    君臣和諧，方能共創盛世；君臣不和，又何談大治天下。或受后世政治體制，亦有受諸葛亮的政治思想影響，就劉禪而言，他本身不太追求帝王的高度集權，但劉禪卻是強調中央高度集權的。
    中央集權與帝王專權其性質不同，帝王專權的前提是中央集權，而擁有中央集權的前提后，不一定要帝王專權。因此在古代中國的政體當中是君主專制主義下的中央集權制度。
    在兩漢之時，中原王朝的主要矛盾有二，一為君權與相權之爭，二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爭。
    劉禪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皆是從此二點出發，如為了加強大漢的中央集權，廢除了州郡自辟僚屬，采用中央委任官吏。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官吏的控制，頒布自上而下的考課法，督查地方官吏。
    在君權與相權上，早期劉禪是為了北伐大業，也出于國家大事上，主動收縮君權，有意壯大相權。將軍政之事，交付于諸葛亮手上。而在諸葛亮去世后，作為君主的劉禪又在主動擴張自己的君權范圍，削弱相權。
    但劉禪并非想要無限地去擴張君主的權利，而希望將君權與相權二者保持在一個平衡點上。因為君主是人而非神，亦會失誤，決策出錯。若太過集權到君主手上，反而會成為隱患。當然若使得相權膨脹，亦是會失衡。
    東漢王朝是大漢前車之鑒，劉禪不僅要以后事為師，亦要摸著東漢這個石頭過河，建立起屬于他的大漢帝國。
    當下的大漢天子正在宮內瀏覽《東觀漢紀》，以為學習東漢的得失之處。
    《東觀漢紀》乃是東漢自己為自己修的史書，記載從光武帝至靈帝的史書，歷代皆有編撰。在大漢攻下洛陽后，不僅收獲了城池，也收繳了大量的史書典籍，而《東觀漢紀》便在其中。
    拿到書后，劉禪考慮到如何治理大一統的王朝，常翻閱《世祖本紀》，了解劉秀的治政桉例。不過劉禪讀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劉秀的黑歷史，看得劉禪津津有味。
    如在東漢開國之初，劉秀為了安撫北方的游牧民族，每年提供給游牧民族大量的錢財。如給南匈奴錢幣一億九十余萬，西域歲錢七千四百八十萬，年賞鮮卑二億七千萬錢。
    三方的賞賜每年合計支出要有四億四千五百多萬錢，而當時東漢每年的賦稅才不過二十二億錢，光賞賜外族的貨幣就高達東漢政府的開支的四分之一，其中離譜的是，賄賂鮮卑的二億七千萬錢，是由青徐（今河北、山東、蘇北）二州百姓支出。
    當劉禪看到此處之時，頭皮不由發麻，大概后世大宋亦未如此吧！
    大宋每年給遼國、西夏的歲幣，也沒有達到自身政府財政開支的四分之一。
    青徐二州百姓額外承擔了大量不屬于他們自身的賦稅，其最終影響了東漢時期青徐二州的人口，比西漢時期青徐二州的人口大幅度減少了許多。
    而且在東漢開國早期，其武力最為強盛之際，對北方匈奴、鮮卑、烏桓的戰事，也是常年無功。最終為了防備邊疆，不得已引南匈奴入陜北、山西居住。
    看得劉禪連連搖頭，感嘆不已。要知道當時的匈奴已經不是西漢時期的匈奴了，以當時的情況東漢早期對匈奴的戰果居然就沒贏過。
    唯一可說的戰果也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南匈奴單于遣左賢王領兵萬余人，大破北匈奴，俘虜萬人，牲畜一萬七千頭。
    烏桓方面，東漢初期的勝果也是為零，馬援先勝后敗，只有賄賂烏桓令其朝闕，方才贏回點面子。
    至于那時最弱的鮮卑，也只打贏了一場防守反擊戰，由大將祭肜率數千人迎戰鮮卑人，斬首三千余級，獲馬數千匹。但東漢王朝為了瓦解烏桓、匈奴、鮮卑的三方聯合，向鮮卑賄錢幣二億七千萬錢，使得鮮卑稱臣。
    “陛下，為何搖頭邪？”
    夏侯徽端著夜食，扭動著腰肢，坐到劉禪的身側，問道。
    劉禪放下手中的《世祖本紀》，感嘆說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光武之興，非朕之所愿也！”
    若僅以大一統之后的治國表現，不看劉秀掃滅群雄，中興大漢的戰果，說是明君未嘗不可，當若比肩李世民、朱元章、劉恒等一流帝王當有所不能及，可為二流君王，當他卻加上了中興大漢的功勞，卻是不同。
    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