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帝王決定御駕出征，朝堂之上總會有諫阻的聲音，這也不能說反對者保守膽怯，帝制的時代，君王手握決策大權，若離國都，總難免造成情勢波動，且因一國之君親上戰場，那可萬萬不容有失，必將抽調精銳武裝赴遠，又少不得儀仗鹵薄，大張旗鼓浩浩蕩蕩。
    人馬調動越多，財政耗廢越大——如前朝末帝，因為對攻打高句麗心懷執念，曾三次親征，幾乎耗空國財，不得不行橫征暴斂之政，導致國內怨聲載道，為避兵役死于征途，男丁紛紛逃亡，造成暴亂四起，結果非但未曾將高句麗滅國，自己反而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
    故而賀燁在朝會上宣告親征，立即引來不少朝臣以史為鑒，竭力勸阻。
    再兼明宗之后，大周以文治為主，疏怠武備，雖說到了德宗朝，弊端已經暴露，穆宗朝時更發生滅國之患，可已經習慣了安適的朝臣，往往對種種弊端視而不見，他們認為天子即位以來，既先后與北遼、吐蕃修好，潼關、勝州兩戰，又已給予突厥沉重打擊，已經足夠鎮服蠻夷，大無必要再興師動眾，將這場戰爭延續下去。
    這樣的觀點也不是全無理據支持，所謂兵者兇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就連《孫子兵法》也主張用兵謹慎，認為戰爭對國家與百姓存在危害，能避則避。
    賀燁也并非聽不進這些文臣的勸諫，但他自有堅持。
    “若能修和，朕也認同理當罷止干戈，還天下盛世太平，使百姓安居樂業，子民不受征戰離別之苦，故而對北遼，乃至吐蕃，朕并不打算用兵，可突厥何曾向我國臣服？”
    “圣上未曾遣使，與突厥議和，怎知戰爭不能避免？”有人堅持。
    “經潼關一戰，阿史那奇桑被逼退出陽關，然重創之下，他卻立即調兵勝州，可見仍不死圖霸中原之欲！勝州一役，是燕國公部拼死血戰，才將國土收復，挫毀阿史那氏圖謀，突厥若有一分臣服之心，理當主動遣使求和，還陽關以外，原屬我國疆域，可他們主動求和否？更不說穆宗一朝，突厥主動示好，結果導致什么？導致突厥復國，導致勝州被其占據，導致甘州之外盡屬蠻夷，導致京畿失陷，導致連我國都長安，都淪陷敵手！眾卿難道還未醒悟，養虎成患之禍？！長安子民，慘遭屠殺冤魂無數，為復國都，渭水之畔多少將士尸骨未寒，志抵蠻敵，燕國公部將士忠魂未歸故土，眾卿竟然便勸諫朕主動向突厥求和？！你們難道就不曾夜聞游魂哀哭，難道不曾目睹那些因長安失守，兒郎死于屠刀之下，妻女慘遭奸/辱之子民，至今不敢憶往昔，血淚唯有灑荒墳？！”
    “議和？很好，你們有誰自信擔當國使，持節出陽關，奉詔逼突厥，讓阿史那奇桑束手待縛，將他押返長安，斬首城前，有誰敢稱不動兵卒，就能使陽關之外再歸國治？！”
    沒有人膽敢出列許諾，因為心頭雪亮，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君主，部族的首領，甘愿以自己的性命，換取罷止干戈。
    但賀燁不需要阿史那奇桑的稱臣，因為他的稱臣，顯然只能是臥薪嘗膽，賀燁可不是吳王夫差，他非常清楚，大周與突厥只能是不死不休的血仇，沾沾自喜以勝利者自居的仁慈，導致的將是姑息養奸，被敵仇反噬。
    這不是兩個人的生死，這關系到民族的存滅，如果不能摧毀突厥的野心，那么華夏子民，面臨的將是被外族奴役，從此像牛馬一般受人驅使，芻狗草芥不如。
    他生來已經姓賀，如今更是億萬子民君父，所以他決不能容許，在他有生之年，眼睜睜看著中華錦繡江山，亡于異族兵刀。
    “雖勝州告捷，然國失大將，又雖謂哀兵必勝，然興亡之戰豈能盡托情感？朕乃一國之君，集天子之銳，方能真正激發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之情，熱血奮勇之志，決定親征，乃三思而定，非一時意氣，逞匹夫之勇。”
    這話一出，盡皆啞口。
    天子言下之意分明，誰再諫阻親征，便是質疑天子自不量力，魯莽逞強。
    可事實情況是，賀燁并非嬌生慣養不知愁苦的皇帝，他的帝位是經過刀槍拼殺得手，可最終的政變，卻并沒有造成暴亂四起血流成河，這個皇帝懂得收放自如，他愿意與朝臣共治，已經算為遵從大道，他若剛愎自用，誰也無法阻止。
    更別說如謝饒平、韋元平等人，并非真心實意阻止御駕親征——倘若天子這個絆腳石離京，必然要將權柄移交，他們堅信韋太后“身經百戰”，不會再輸給有如初出茅廬，而且失去皇帝作為靠山的柳皇后，天子離京，無疑是給太后東山再起扭轉乾坤的絕佳時機！
    韋元平甚至難耐急切，險些就要把，御駕親征，當由太后監國，方能維持穩定兩全其美的話脫口而出。
    但轉而又聽賀燁宣告——太子監國，皇后輔政。
    議殿這下更如炸鍋，韋元平叫囂道：“圣上既已決定親征，臣等理當贊從，然為安穩之計，圣上怎能將政權交給后宮女流？皇后雖為中宮之主，儲君生母，可軍國大政，又豈有才能擔當？臣請諫，還望圣上以社稷為重，讓太后輔佐儲君監國。”
    林昔這個御史中丞，原本在贊同親征之后便保持沉默，聽韋元平這話，立即反駁：“太后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