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潛身為領將，毫不稱職，但他的長子卻甚為“驍勇”，在軍中素有“戰無不勝”的勇士之名，當年年方十六，便屢獲敵首奠定軍功，未至弱冠之年，便封為壯武將軍，但這樣的榮耀當然大有不實——主將姚潛都被打得丟灰棄甲、潰不成軍，將整個河北道拱手讓人，他的兒子又怎么可能實至名歸？
    但姚大郎確然好斗，愛逞匹夫之勇，練兵時與部將切磋，未嘗敗績。
    他畢竟是長于軍中，又是主將之子，騎射未曾荒疏，日常飲食遠勝普通士卒，體格健壯，孔武有力又豈是士卒能比？而那些領隊校尉，大多攀附之流，縱然有那本領勝過姚大郎，也沒有那膽量逞強，于是姚大郎便“戰無不勝”了。
    當初姚潛因失燕趙，遭受貶黜的逆境之時，姚大郎甚至不能忍氣吞聲，自居長安，屢常尋釁斗毆，甚至對“同黨”，及恩侯元得運的兒子元康都曾大打出手，足見此人性情，是多么橫行霸道了。
    不過姚潛比元得運更有頭腦，還懂得約束兒子，沒有放縱姚大郎打殺平民，欺凌欺凌貴族而已，還不至于引發言官彈劾，有損太后以及姚潛自己的名譽——畢竟是同等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強強相爭，扣不上欺凌弱小的帽子。
    但是姚大郎好斗逞強的脾性已經深入骨髓，自賀燁稱帝，姚潛被奪兵權，家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莫說姚大郎極不適應畏畏縮縮的日子，就連姚潛，因為被逼“韜光養晦”，而且已經許久不能面會太后，也難免心浮氣躁。
    畢竟賀燁正值壯年，韋太后卻已是風燭殘年，姚潛無法確定處于逆境的老婦人是不是真有轉敗為勝的時機，他沒有首鼠兩端的余地，他知道對于皇帝而言，燕國公以及柳彥等等才是值得信重的武將，賀燁的時代沒有姚家的用武之地，所以如果韋太后一敗涂地，姚家必定會遭受滅頂之災。
    從富貴的頂峰墜入困境的低谷已經讓姚潛無法忍受，更何況殺身之禍？
    故而京城與朝堂，微弱的風吹草動都足以讓姚潛牽筋縮脈，他又一慣不似龜鱉的性情，無法長時期的畏縮殼中，他的本性像只刺猬，當遇危險，立時棘毛豎張，而且姚潛認為，時不我待，他必須背水一戰，逼得韋太后當即立斷了。
    姚家雖非名門大族，但近三十載的富貴，自然也會發展一群親誼，尤其近十載以來，在姚潛的支持下，不少族人開始經營商事，他們倚仗姚潛的權勢，往往只用投入些微資本，逼訛行商簽定文約，以大大低于行市的價格供應貨物，再轉手交售，從中牟取暴利，要說來這種手段也算欺行霸市，但商賈地位本就不高，一般人哪膽敢得罪姚大將軍？只能選擇捏著鼻子吃虧，還得喜笑顏開不敢露出絲毫抱怨，不曾造成民憤指斥，御史言官對此一無所知，當然便不會引發彈劾事件。
    而這些親誼，膽敢打著姚潛的旗號欺行霸市，自然也會給予靠山不少好處，據說姚潛因喜松木注入熱水后特有的清香，日日凈面、沐足的盆桶，皆由天然松木制成，為防影響那股清香，不許涂刷任何漆油，而精工細作的盆桶，使用一次便被丟棄，僅只這一項開銷，每月竟耗二十萬錢，足見其揮霍無度窮奢極侈到何地步，光靠太后頒賞？顯然不足以支撐這一家人的日常虛耗。
    姚潛又沒有霸占民財、貪墨公款，巨大的耗用從何產出？親誼的“供奉”自然極其重要。
    就算賀燁登極，太后罷權，那些忍氣吞聲的行商們一時之間還不能篤斷姚潛確然已經失勢，并不敢立即“悔約”，故而姚潛父子雖說不如過去風光恣意，但窮奢極侈的生活品質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還沒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直到，復興二年秋。
    族人親誼紛紛尋姚潛控訴，因為他們再也不能從行商手中低價購入貨物不說，竟還遭到以裴子建為首的商賈聯合排抵，從前找他們求/購貨物的店鋪柜坊紛紛“悔約”，不再合作，這便造成大量貨物積壓，必須重金租賃貨倉，大量擴充人手，因為一旦保管不當，諸如珍貴香料、藥材、絲綢等等貨物，都可能損毀，這就必須投入更多的資本，最最要命的是，如果抵制行為沒有消除，保管得再好，這些貨品也沒法銷售出去，必定血本無歸。
    姚潛這些親誼，可從沒想過在東西二市開設店鋪，說穿了他們打的就是“經手”的盤算，從行商處低價購得大批貨品，轉手便高價售予坐商，這一入一出，白白就賺得暴利，這樣的操作，必須后臺強硬，否則行商們完全可以與各大店鋪直接合作，用得著中間再經一道程序？
    這條財路一斷，姚潛立失供奉，雖說不至于陷入衣食無繼的困窘處境，但各項開支必須大幅度的縮減，生活品質立時降低，他當然痛恨那些落井下石的商賈，然而姚潛何嘗不知裴子建的后臺是誰？他就算真是一只刺猬，也不敢直接去扎這只后頭站著老虎撐腰的狐貍。
    可從奢入儉談何容易？就算姚潛可以容忍反復使用刷了清漆再無松木自然幽香的洗腳桶，他的妻妾卻無法適應左右仆婢竟然只能穿著布衣——絲綢華服太過昂貴，仆婢們難免要做些端茶遞水的活計，易使華服損耗，只能穿著更加廉價的衣裙，女眷們認為貼身仆婢身著布衣太過寒酸，就算不用見客，自己看著也影響心情，還哪有公侯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