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
    寒衣節后，風霜愈漸侵時，冬的氣息逐漸濃厚，皇帝陛下卻已經授意太常寺、光祿寺籌備元日典宴，又詔令天下，自歲除日始，王公貴族不禁樂舞，來年新春的元宵燈節亦照例設行，屆時帝后于丹鳳門上，攜百官與民同樂，共慶佳節。
    這就是昭示，國喪期除，一切恢復如常，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皆不用再受穆宗帝的喪制規限。
    若依穆宗帝駕崩之日計算，到十月其實已經滿了周年，但那時畢竟未曾正式治喪，這其中足足半年的落差，于大周國統而言，其實也算特例，出于對穆宗這先位先君的敬重，當然應該從治喪日起正式計算大喪禮期，但就看為穆宗擬定謚號“哀愍”二字，便足見賀燁對賀洱的不以為然，平庸之君，不值臣民敬重，故而也不需要按照治喪之日計算喪期，新帝極位后首個新春佳節已經在一片悲悼縞素中渡過，復興二年伊始，也的確應當恢復氣象，歡歌迎春。
    絕大多數朝臣都不曾異議，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意識到當今天子的確立志銳意革新，性情極為剛毅，但又擅長利用懷柔手段以理服人，行事風格并不顯得躁戾，已經初顯圣君顯主的胸懷，絕非平庸，能力逼韋太后讓權決非偶然，當然也不會聽憑臣子操控，與這樣的君子博弈便必須更加謹慎，否則很有可能身敗名裂不得善終。
    但這樣的君主，又的確具備能力平定禍患再創盛世，臣子們也都明白，榮華富貴的前提便是天下太平，就連太后好些殘黨，此時也更加堅定了見風使舵之心——太后固然器重他們，對他們仗勢欺民貪污受賄的行為睜眼閉眼，但當突厥犯境，他們只能跟著太后落荒而逃，多年來積累的財富，因為戰亂損折大半，指不定還會落得國滅受俘的下場，從上品淪落至賤籍，家破人亡都不能避免，又哪還能指望榮華富貴？
    跟著天子才有肉吃，只要無損自家利益，他們還哪里顧得上穆宗帝是否憋屈，為一個已經駕崩的君主，開罪眼前的天子，那是愚頑不靈。
    但真有部分愚頑不靈的人。
    這些所謂的正統派，先是慫恿王相國出面諫止，他們痛哭先帝，憤憤不平，當然嘴上明說的理由，還是“圣上不敬先君，恐損德望”。
    王淮準早就將賀洱視為昏君，真心認為當今天子為穆宗擇擬平謚而非惡謚，已經足夠禮敬先君了，此時當然不會聽信慫恿，干脆反駁道：“能損什么德望？歷代先君，喪期皆以歸天之日始計，圣明如太宗、高宗，甚至遺令子民不可哀毀過度，三月后即允婚嫁宴慶，當今天子非先君孝子，而為兄長，遂臣子之禮，守制九月已全禮法，諸位稱‘有損德望’，方為詆毀大罪。”
    “正統派”非但沒達成目的，甚至還受到了責備，越發憤憤不平，也不知是誰提議，竟一齊聚到了馮侍郎宅邸，商量著阻諫之事。
    馮繼崢自從阻諫立儲而未遂，這段時間極為低調，壓根就沒想摻和國喪提前期除這樁無關緊要的閑事，但又不能倒了“正統派”的氣骨，故而只好也跟著痛哭了一場先帝，方才安撫道：“圣上急于匡復社稷，又哪里是為了尋歡作樂方才如此決斷？國喪之期未除，市坊氣氛壓抑，商市難得恢復不提，更關鍵是不能開科取士、納舉良才，吐蕃、突厥等等夷族待討，財政人心均需振奮，君國又正是用人之計，也的確不能為了哀悼先君，而延怠軍政要務，我等若不以社稷為重，豈非受柄于人？我等并非一君之臣，而為一國、大周之臣，著眼還當以社稷民生為重，不可舍重全輕。”
    事實上君父亡故，孝子當守喪三年，然而從古時起，未免哀禮而誤國政，往往皇帝為父服喪，也只有二十七日而已，否則一國之君三年不視朝政，國家還不混亂一團？賀燁為賀洱服喪二十七日，是以臣子之名，為君主服喪，二十七日后公除，民間其實已經能夠通婚行宴，但王公貴族、官宦之家仍要禁止婚嫁樂舞，皇帝以身作則，在一年實際乃九月之內，不能行喜宴諸事，但其實已經可以新納妃嬪。
    不過賀燁并沒急著“開枝散葉”充實后宮，其實已經算對賀洱相當禮敬了，那么按賀洱歸天這日計算服喪禮期，又哪里稱得上不敬先君。
    馮繼崢等正統派若真斤斤計較，才是無理取鬧、觸律違法，御史言官若行彈劾，皇帝完全可以問罪施懲。
    要說來“弟終兄及”，在大周可謂史無前例，“正統派”們沒有前例可依，這才固執地認為當今天子仍然應當行“孝子”之禮，穆宗帝歸天與治喪有半年之差，守制當以治喪日計算才足夠禮敬，他們也不算不通禮法，不過是有違人情。
    但大勢所趨，少數人的義憤終將被多數人震服，更何況正統派中，職權最重的馮繼崢亦不愿支持，眾人也只能偃旗息鼓。
    另有一個必須斤斤計較的人，當然便是穆宗帝的生母小韋氏，可她已經不再是蜀王妃，做為大歸的婦人，也只能是在韋元平的面前暴跳如雷，眼下連太后都不想見她，更別說鬧去帝后跟前，她一說要去跪哭先君，韋元平甚至嚇得只能把她鎖在居苑。
    而新春佳節宮中欲行宴慶之事，自然也會給十一娘增添不少事務，正忙碌，碧奴卻又請見，是為薦舉一位才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