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國公對韋太后一直心懷鄙夷，這回得知竟然是義川之子賀洱繼承大統，韋海池就此名正言順臨朝聽政，又哪會心悅誠服？他先是有意接近南陽郡王，意欲從這位宗正卿的口里打聽宗室們為何放著晉王賀燁不顧，心甘情愿讓韋氏得逞，哪知南陽郡王對他不理不踩避而遠之，于是榮國公只好親近另一輔政王賀淇。
    兩人就此“一拍即合”——
    文皇后當年設立宗政堂，固然是為避篡政之嫌，也確有與宗室王公共治國政之誠，那時宗室尚還繁盛，成年親王都有十好幾個，故連郡王其實都沒有資格加入宗政堂，又哪比得如今？因為英宗朝諸王謀逆導致宗室不少獲罪，再兼肅宗、德宗子嗣單薄，連續兩朝因為皇子得封親王者竟只有賀燁一人，偏偏又未及冠，再兼不學無術，雖然在宗政堂保有一席之位，實際上也是因為韋太后堅持的結果，賀燁顯然只能對太后唯令是從，并不可能真正參涉朝政。
    而諸郡王當中，南陽王顯然也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并不樂意干涉朝政，義川王又是顯然的“韋黨”，就越發顯得汝陽王賀淇勢單力孤，是以這位回過神之后，立即上諫因宗室“凋蔽”，宗政堂唯有幾人豈非有名無實，理當破格擢升諸國公入政，韋太后明知賀淇是意欲固勢，但她既然留了賀燁性命，并允準再置宗政堂，本就是為了先利用賀燁與義川斬除賀淇，也不懼賀淇逐漸坐大。
    讓那些野心勃勃心懷不軌者暴露本心，才更利于一網打盡永絕后患，所以太后干脆利落允準賀淇所請，于是宗政堂便又加入了洛王一支不少僅封國公的成員。
    汝陽王在宗政堂既然有了話語權，第一個針對之人就是元得志，汝陽黨質疑元得志既非科舉入仕又非出身世宦之族，何德何能執掌尚書省甚至拜相？再加上榮國公的及時投誠，于是汝陽王力薦榮國公為尚書令，入政事堂為首輔之一。
    賀淇此舉，顯然不僅僅是要爭取宗政堂的話語權，而是欲將勢力滲入政事堂，如此才能達到與太后黨分庭抗禮目的。
    同時，在榮國公的勸諫下，賀淇也同意必須拉攏晉王燁，最好是挑唆賀燁與太后生隙，甚至于為奪帝位倒戈相向，晉王燁若與太后拼得魚死網破，他賀淇豈不是能坐享其成？
    于是就算榮國公尚還沒有如愿爭得相位，盧銳便已經聽令行事糾纏賀燁，當然也沒樂觀自信到立即說服賀燁倒戈的地步，用意無非是想讓敏感多疑的太后先生防范，當賀燁舉步維艱甚至生死攸關，那就不難說服其孤注一擲與韋氏你死我活了！
    又說盧銳，原本就是個嬌生慣養的紈绔子弟，這回入宮哭喪頗多限制勞累，簡直讓他苦不堪言——他之曾姑祖盧太后為大行皇帝祖母，而其祖父榮國公又為宗長，盧銳是長房嫡孫，論來是大行皇帝晚輩，故四十九日喪儀必須全程參與，罷朝儀雖然告一段落，然則一日三個時辰長跪哀哭，再兼只能以粥素充饑和衣臥席的苛陋居食委實讓盧銳難以適應，好在眼看不少宗室子弟先行買通內宦補以“加餐”之舉，盧銳頓時有若醍醐灌頂。
    古禮規定，服喪期內本當居陋服素，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般嚴格的喪儀其實不拘庶民，反而越是貴族之家越應遵奉，可自從兩晉以來，喪儀制度日漸寬限，養尊處優的貴族根本不可能做到服喪期間不進葷腥居臥草廬，是以只要做到丁憂服喪不興宴慶，是否高榻軟枕是否戒絕酒肉已經不再重要，于是偶然出了個真正的孝子，必然會大加表彰——大周文宗時期，就有一個出身世族卻家境沒落的士子，因連續十年之間，逢祖父、父、伯叔接連辭世，此子為守孝道，變賣家財不應舉業，最后窮困潦倒到了年過而立竟討不到媳婦的地步，因當地縣令聽聞其孝行，故舉薦朝廷，于是不經舉試而得出身，后官及四品，不僅重振家業，直到如今還有人對其孝行津津樂道奉為典范。
    其實這原本是世族子弟應當遵遁的禮法，然而因為“世風日下”，偶然出了一個遁規蹈距者，就此成為“道德標桿”天下典范。
    賀衍若非君帝，論來不過是盧銳一個遠房表叔，單講血緣親情，盧銳自然不會為他服喪，頂多奉上喪儀哭拜一場罷了，只不過天下沒有那么多“若非”，盧銳縱然愚狂，而不至于做為不敬君父的舉動，然而眼看著諸多宗室子弟都能用錢銀買得糕點甜食以慰腹腸，那些食物雖然不比大魚大肉，總比素粥強上十倍，盧銳心想既然宗室子弟都敢明目張膽有違喪儀，可見世道如此皇室也不至于苛嚴太過，自己若不效仿，豈不自找罪受？
    事實上盧銳的以為也并非愚狂，皇室如若當真苛嚴，閹宦們又哪有糕點甜食可售？
    雖然太后無睱主管治喪，將治喪事宜完全交托宗正卿夫婦，然而南陽王妃畢竟只是外命婦，后宮事務眼下也只好交托賢妃元氏，對于賢妃而言，賀衍駕崩對她有利無害——皇帝從來對她不聞不問視如不見，賢妃早早就斷絕爭寵之心，一門心思只在于討好太后，眼下龍馭賓天，太后真真正正臨朝主政，淑妃已死，貴妃又奇跡般地焚宮自盡了，賢妃自覺已為后宮之主，小皇帝眼下路都走不穩，娶妻且有段時日呢，后宮豈不任由她橫行霸道？
    于是服侍宗室王公、皇親國戚哭喪飲用的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