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什么呢？長得牛高馬大還怕這些？”
    郭春瞪了王澤一眼，心中有些好笑。
    “怕啊！誰不怕啊？”
    王澤聲音都提高了幾分。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置于家中可以‘避邪’，這里整間屋子都是艾煙，真有那些東西，它們躲都來不及呢。“
    古代就有將艾草制成人形或虎形，稱為    艾人、艾虎，或制成花環、佩飾的習慣，不僅美麗芬芳，還能用以驅瘴。
    郭春的話令王澤心中大定，指著如同木偶般，一動不動的王會長，問道：“那王會長這是？”
    “估計這熏爐是件了不得的寶物。”
    郭春認識王會長那么久，還是第一次看到它如此失態，他拿起放置在桌上的礦燈，照向地上的熏爐。
    香爐不算太大，直徑十幾厘米，通體灰黑，圓形，鼓腹，下承三獸足，帶有雙耳，雙耳上皆有一條螭龍盤旋，爐蓋蓋壁鎏金鏤空蟠夔紋，云龍紋蓋頂，形燈光照耀下，爐身散發出七彩的光芒，隱約可見纏枝蓮花紋的圖案。
    “原來是景泰藍啊！”
    郭春總算明白王會長為何會呆若木雞，一動不動了。
    華夏古代工藝中，絕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例如瓷器，有官窯也有民窯，玉器在宮廷和民間都有制作，但只有一種獨特的工藝，在清末同光中興之前是宮廷獨享，供皇宮貴族享用，沒有走入民間，也成為那個時代權力與地位的象征，它集歷史、文化、藝術與獨特的傳統工藝于一身，古樸典雅，精美華貴，以獨特的民族風格和深刻的民族內涵聞名中外，這便是俗稱的景泰藍，學名叫做銅胎掐絲琺瑯。
    景泰藍在我國歷史上屬于國寶級的重器，其價值不可估量，素有一件景泰藍，十箱官窯器的說法。
    華夏金屬工藝中，琺瑯的運用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時期，越王勾踐劍的劍柄上就已經嵌有琺瑯釉料；滿城出土的漢代銅壺，壺體上也用琺瑯作為裝飾；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唐代銅鏡，鏡背面的花紋上也涂飾著各色琺瑯，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工藝制作沒有得到繼續的發展，直到明代，才迎來了它的繁榮時期，在銅器表面上嵌以設計好的紋飾銅絲或金銀絲，再填以各色琺瑯質，用高溫燒造，最后磨光鍍金而成。
    準確說是在元代忽必烈西征時，這種鑲嵌填充琺瑯彩在銅器上的做法從西亞、阿拉伯一帶興起，并傳進華夏，先在滇省一帶流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愛，才傳入中原，在明朝的景泰年間(1450－1457)，這項工藝已經十分成熟，尤其是藍釉料有了新的突破，像藍寶石般濃郁的寶藍，高貴華美，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間盛行，制作技藝成熟，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時期，被稱為“景泰藍”。
    據《新增格古要論·古窯器論·大食窯》記載:“大食窯出于大食國。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朗嵌相似，嘗見香爐、花瓶、盒兒、盞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謂之鬼國窯，今滇人在京多作酒盞，俗稱曰鬼國嵌，內府作者，溫潤可愛。”
    這本于明初洪武二十一年成書的《格古要論》，是最早記錄我國琺瑯器唯一的重要文獻，曹昭在《格古要論》中說到“大食窯”是宋元時期對西亞阿拉伯地區的稱謂。
    我國古代的工匠們很快地掌握了“大食窯”的制作技藝，并結合我國本土的傳統工藝技法，幾經改良，制作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嶄新的金屬胎掐絲琺瑯器——景泰藍，此時，琺瑯的譯名有十幾種，如“佛林”、“佛郎”、“發藍”等，不過“景泰藍”這個稱謂最先見于清宮造辦處檔案。
    清雍正六年（1728）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五月初五日，據圓明園來貼內稱，本月四日，怡親王郎中海望呈進活計內，奉旨：……琺瑯葫蘆式馬褂瓶花紋群仙祝壽，花籃春盛亦俗氣。琺瑯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藍琺瑯瓶花不好。欽此。”這一記載，把仿景泰藍時期的琺瑯制品稱作“景泰藍琺瑯”，這是所見”景泰藍”稱謂的最早文字記錄，直到現代，雖然景泰藍的工藝品已是各種色彩具備，但仍然沿用著“景泰藍”的習慣稱謂。
    它是一種特種工藝品，先用銅作胎，而后用細銅絲軋扁后，用細扁銅絲做線條制成各種圖案，或掐、或焊、或貼在銅胎上，再將五彩琺瑯點填在花紋內，經過高溫燒造，最后磨光、鍍金而成，其制作工藝，既運用了青銅和燒瓷等傳統技術，又吸收了傳統繪畫和雕刻的技法，為華夏傳統工藝的集大成者，制作而成的工藝品具有渾厚凝重、富麗典雅的藝術特色。
    北京是景泰藍的發祥地，也是最為重要的產地，以典雅雄渾的造型、繁富的紋樣、清麗莊重的色彩著稱，給人以圓潤堅實、細膩工整、金碧輝煌、繁花似錦的藝術感受，成為馳名世界的傳統手工藝品。
    工藝的藝術特點可用形、紋、色、光四字來概括，一件精美的景泰藍器皿，首先要有良好的造型，這取決于制胎；還要有優美的裝飾花紋，這決定于掐絲；華麗的色彩決定于藍料的配制；輝煌的光澤完成于打磨和鍍金。所以，它是集美術、工藝、雕刻、鑲嵌、玻璃熔煉、冶金等專業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