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盡管魯爾危機隨著雙方在國際調節下的各退一步而進入尾聲，但發生在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卻還在繼續，整個經濟局面幾乎失去了控制。進入11月，馬克對美元的比價跌到令人咋舌的400億比1，德國貨幣的價值進入了以重量單位來衡量的新紀元；整個國家物品奇缺，唯一不缺的便是“錢”。當各家的壁爐中開始燒錢來取暖的時候，某個奧地利下士便認為他奪權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1923年11月8日，一個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組織糾集支持者，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發動了一場武裝政變：他們先是在HB皇家啤酒館逮捕了正在集會的幾名巴伐利亞高層政要，而后便于次日向慕尼黑市中心的政府大樓及各個關鍵部門所在地前進，意圖效仿一年前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行動，通過控制巴伐利亞、進而奪取整個德國的大權。
    然而，德國的國情卻是和意大利迥然不同。雖然德國在戰后遭受了遠甚于意大利的強烈痛楚，民眾對現任當權的魏瑪集團早就已經是怨聲載道；但魏瑪統治下的德國卻還有陸軍這么一個龐然大物，而它的地位和力量甚至超過了這個從誕生之初就先天不足的現政府。從久遠的普魯士時代起，容克軍官團就是德語世界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而在經歷了殘酷的4年大戰之后，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組成的陸軍中樞更是成為了德國的實際統治者，二人所行使的權力已經遠邁先輩，即便是在七年戰爭當中的腓特烈大帝都頗為不及！
    在這種背景下，盡管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者最終在11月革命之后入主了政府，但面對戰功彪炳、儼然以德國守護神自居的陸軍，他們也是只能是奴顏討好、根本不敢有半分的忤逆。而隨著《凡爾賽和約》的簽訂，經受了猛烈摧殘的德國陸軍在國內的地位卻反而變得更加超然：因為德國人民憎恨這份給他們帶來了深重苦難的條約，同樣也憎恨向協約國屈膝投降的民主政府，而國內的右翼勢力更是恨不能對魏瑪共和國食肉寢皮，1920年所發起的那場卡普政變幾乎將共和國高層嚇得靈魂出竅。面對這一形勢，共和國更是只能仰仗陸軍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這便也更加抬高了陸軍的地位。
    時至今日，德國陸軍早已是魏瑪這個畸形體制下的不服從任何方面的國中之國；那位帶著單片眼鏡、身形腰瘦如蜂的陸軍總司令西克特，擁有完全不遜色于興－魯前輩的潛在力量，他和他的軍隊要想消滅德國國內的任何一個勢力都是輕而易舉。而陸軍之所以現在還支持魏瑪政府，也純粹只是出于維護國家穩定和避免內戰的考慮；如果放任國內那些家伙鬧下去，不僅除普魯士之外的各邦國會變得遠離中樞難以控制，整個國家也將大亂。因此在沒有更好的替代物出現之前，陸軍都是不會去反對這個在意識形態上和他們存在沖突對立的民主政府的。
    由于沒有陸軍的支持，希特勒的這場政變也就毫無懸念的歸于失敗了。在那些名為警察、實為訓練有素的軍隊的鎮壓下，純粹是一幫烏合之眾的國社黨徒在見血之后登時如鳥獸散；兩天之后，包括該黨領袖在內的大多數政變主謀便都悉數落網，零星的幾條漏網之魚也都倉皇逃到國外潛藏起來。
    作為熟知歷史的穿越者，方彥自是從周邊眾人的談話當中，得知是誰弄出了這么一個舉國震驚的大新聞。那名日后將令震動整個世界的風云人物，此刻正被頹然關押在慕尼黑炮臺監獄的冰冷鐵欄里，并不斷接受著警方凌厲的問詢。在此之前，方彥也曾有過要在“元首”落難之時雪中送炭、以加強他對自己的親密度的想法，但一來自己家族的根據地遠在德國北部的漢堡，二來自己現在的學業也進入了最為關鍵的階段，顯然不適合立即跑到慕尼黑進行這場政治投資。
    出于這些考慮，方彥便將同希特勒早期接觸的想法給壓了下來。反正他在奪權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自己今后還有大把的與這位德國未來領袖搭上線的契機。別的不談，只要自己能在經濟危機期間大力資助國社黨選舉，那么在幾年后依舊能夠成為在國社黨內占據舉足輕重地位的從龍股肱。
    之后發生的事情也和方彥印象當中的一樣。精明聰睿的希特勒很快就走出了政變失敗的陰影，并敏銳的意識到隨之而來的審判，是將自己的名聲從巴伐利亞傳到整個德國的大好機會。實際上，除了德國的各大報紙之外，世界各國的報紙也都派遣了記者前來慕尼黑采訪這次審判。而在24天的審判結束之后，希特勒已經轉敗為勝，他以自己的滔滔雄辯和民族主義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使得世界各國報紙都在第一版上登上了他的大名。
    最終，希特勒發動武裝政變這個放在東方天朝將是夷滅九族的大罪，只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處了5年監禁，并在服役滿6個月即可被保釋。即便如此，許多陪審法官也都認為大法官的量刑過重了。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輕微的判決，除了法庭上的氣勢和道理盡數被希特勒慷慨激昂的話語所奪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自從魏瑪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奇葩司法邏輯在作怪。
    在20年代的德國，一個詭異的現象是：如果犯下罪行的人是那些無時無刻不想著要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