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孝起等人所堅持的要求是周士相所不能答應的，為紹武翻案不僅僅是他這個名義女婿應該做的事，更涉及他在唐王政權中的政治地位和號召影響力，亦是將唐王政權和永歷朝廷切斷的一個重要手段。如果不能將唐王政權和永歷朝廷切割，將來必有大患。文村夜話時，周士相是答應了唐王的幾個要求，但這不代表他會去執行，或者說他會有選擇的執行，而不是全盤接受。之所以答應，是為大局；將來違背諾言也是為大局。周士相是絕不會將自己辛苦打下來的江山交還給那個懦弱無能，只知逃跑保命的永歷皇帝的，更不會交給一個是死是活都不知的“朱三太子”的。
    曾幾何時，周士相以為新成立的朝廷會在唐王監國以后隨著自己的心意前進，一切矛盾在滿清這個大敵之前都會被壓制、被掩蓋，那些飽讀詩書，滿腹經文的官員們會以大局為重，會以國家恢復、民族自救為己任，然而，這一切現在看來都是他的一廂情愿而矣。
    僅僅幾場勝仗，僅僅兩廣這么一塊地盤，僅僅是暫時沒有兵臨城下的危機，大明的官員們就露出本性，開始黨同伐異，開始爭權奪利，而這些在他們口中都成了冠冕堂皇的公理正義！將腦袋系在褲腰帶上去與韃子拼死戰斗的太平軍將士在他們眼中是粗鄙的武夫，甚至于監國殿下校閱三軍都成了疏遠士大夫，成了有違祖制的混帳事。
    連城壁、張孝起等人原本做的就是永歷的官，他們害怕唐王和永歷切割，會讓他們成為貳臣，名節有失，玷污他們心中的大道，這，周士相能夠理解，所以他不與他們計較。然而，參與今日之事的除了那些一心唯永歷是忠的官員，竟還有不少他一手提拔上來的官員，甚至有很多還是降官，這就讓周士相難以理解了。都說識時務者為俊杰，這些人在投降滿清，甘為異族走狗，為虎作倀時，便往往以此來解釋自己背棄家國、背棄祖宗的舉動，可實質卻是他們怕死。在死亡面前，什么圣人教誨、什么家國天下都是虛妄的，唯有活著最現實。
    如今，刀把子在周士相手中，十數萬太平軍是兩廣政權堅定的基石，是這些官員們安身立命的基礎，可他們這會卻偏偏不識時務者為俊杰，不無條件的配合周士相，幫助周士相穩定政局，反而抱團和周士相斗，這反差就讓人無法理解了。
    周士相的困惑便是這個時代的最真實寫照，反抗異族的士子官員不是沒有，有，且很多，但更多的官員在為明臣時，不論他們做多大的官，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才會想到這個江山；而當他們為清臣時，他們卻只考慮大清的江山，而不去考慮自身的利益。他們只知拼命維護大清的統治，拼命鎮壓漢人的反抗，以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除此之外，他們再不考慮其它。甚至于不少投降清朝的官員在明軍打來時，堅守不退，戰死、吊死、投河死一幕幕大清忠臣上演的悲壯場面彼彼皆是。
    在清廷，明朝的降官們沒有人敢結黨，從前他們最愛干的就是冒死直諫，以得廷杖為榮，而當他們成了大清的官后，他們最愛干的就是閉嘴，就是“圣上英明！”
    這，很寫實，也很荒誕。
    周士相想不到其它的原因，他只能歸咎于一點，那就是或許滿州人的刀鋒利些。
    大清能讓蒼蠅們閉嘴，乖乖的做走狗，積極的配合滿州人坐穩江山，周士相覺得自己也能這樣干，雖然這樣做的后果并不明智，更可能因此激怒唐王殿下，但周士相真的不能再妥協了，因為他沒有時間了。
    他在猶豫，是直接武力鎮壓，以鮮血肅清朝堂還是將人先抓起來，交由唐王殿下處置。
    鬧事的人中有不少舊地主士紳，這些都是周士相推行“建村設鄉”，皇權下鄉運動的“受害者”，其中很多如果嚴格區分的話，便是漢奸，因為他們在清軍占領期間可是積極配合了清軍，出工出糧還是次要，不少人還曾替清軍通風報信過。出于迅速穩定地方考慮，除香山寥寥幾縣，太平軍進行了大規模鎮反，其余地方采取的手段相對要溫和一些，畢竟廣東受兵災十多年，現下殘存人口不到三百萬，能稱之丁口的只有百十來萬。若是針對這些地主士紳和宗族勢力再來一次嚴酷的鎮壓，人口勢必仍會下降。
    不想，當時的心軟卻讓這些舊地主士紳成了今日鬧劇的一員，而那些因為不肯進新學的舉人老爺和秀才相公們也因為太平軍對他們的“慢待”悲憤。這年頭，能讀書的都是家境要好的人家，而這些人家十有七八都是地主士紳家出來的。家中有讀書人，有秀才，有舉人，有進士老爺，才能稱為士紳，否則就是一鄉下老財，衙門一個小吏都能欺壓你一番。故而所有人都想成為士紳一員，因為在明朝，士紳的權力極大，也是統治的基礎，朝中的官員是士紳的代言，而士紳則是官員們最堅定的后盾，兩者彼此勾結與皇權相對抗。
    皇權下鄉，縣鄉村的新政權構架無疑就是刨這些士紳、官員的祖墳，是斷他們的根基，所以求告無門的士紳和學子們才會毫不遲疑的響應張孝起等人伸討公理的舉動，因為這件事如果成功了，很可能就會橇動太平軍在廣東推行的新政權構架，只要有一塊磚脫落，這個體制用不了多久就會被徹底推翻，哪怕名義上仍在，可那鄉村的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