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這里，時青忍不住眉開眼笑。
    笑了半晌，他又開始發愁。
    家業這種東西，真的多了以后，就發現并不是越多越讓人快活。他現在忽然就開始盤算，跑南海的船和跑高麗、日本的船，那一種更賺些？海上的利益較之于北疆牧場的產出，究竟孰高孰低？
    他又想到，半年前胥丞相經過通州時曾說，大家沒必要一窩蜂地都去投那些直接生錢的行當，也可以考慮考慮別的。胥鼎當時就拿了時青做例子，說他聯系的邢州寧晉縣荊氏刻書坊，已經在天津府開了新坊。
    在刻書坊背后參股撐腰的，只是寧晉縣本地的幾家軍戶，但因為這兩年中原安定，商業繁茂，大家對書籍的需求十倍百倍于前，硬生生把寧晉荊氏和那家想賺小錢的軍戶，捧成了邢州一等一的富裕人家。
    聽胥鼎這般說起，時青很有些遺憾。他的財力，自然比尋常士卒要強的多，可惜眼光不到，便硬生生放過了老大的財運。
    好在胥鼎知道，像他這樣的紅襖軍舊部，未必愿意拋頭顱灑熱血，但對于榮華富貴，還是挺渴求的。
    所以他又向時青介紹了許多，比如紡織、制瓷、礦冶、鑄造等行業。近幾年里，這些行業在大周境內全都蓬勃發展。如果時青實在擔心自家的眼光，哪怕湊些錢財，在通州水陸交通要道買一片地，起幾座大倉庫，置一個修理車、船的場子，也能財源滾滾。
    胥鼎父子兩代都是搞錢的第一流好手，他說的絕然不差。
    時青把手里的書本往旁邊一丟，眼珠子亂轉……
    通州？我便是通州防御使啊，要做這些，易如反掌。
    不過……在自家治下搞這些，未免有靠山吃山之嫌。大周的律例可不容蔑視，隨便什么地方違背了律法，上司追究起來便要丟官罷職，若惹出錄事司那批探子，更是動輒喊打喊殺，要掉腦袋！
    在這上頭，時青就算身為紅襖軍的舊部有些優待，也不能和胥鼎相比。
    胥鼎當然可以隨口說說，他沒什么顧忌。
    在大周為官的人都知道，大周的兩位丞相，一個愛財如命，一個愛提拔引用契丹同族。兩件事或多或少出格，皇帝卻視而不見，明擺著給這兩位特權。但擁有特權的，也只有這兩位罷了，其他人所得到的好處再多，也一定在律法的限制之下。
    所以不如……
    皇帝雖是忽然起意往草原動兵，卻一定是有把握的。這一場以后，大周在草原的控制范圍必然極大擴張，而蒙古人的勢力必定衰退。趁此機會，在北疆置一個毛紡的場子，當是很賺的？
    這些行業，一向都是來錢的，倒不是從本朝而始。但自古以來將之捏在手里的，要么是地方豪紳，要么是中樞高門，大金朝的時候，還得加上女真人的強宗大族。
    直到蒙古人入侵，定海軍崛起。
    蒙古人用最兇暴的方式，將地方上舊有的格局徹底摧毀。而郭寧的定海軍政權則依靠著強大的武力優勢，對中樞和女真人展開了清洗。在清洗之后，代表大周朝的，以武人為核心，輔以前朝落魄文臣和部分異族的利益團體粉墨登場。
    如果僅僅如此，大周的統治階層與前代并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人換了一批。
    但定海軍是依靠海上貿易起家的，他們奪取政權以后，依然把貿易作為朝廷財力的支撐，所以竭盡全力地不斷擴展貿易路線，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價，把包括南朝宋國丞相在內的許多有力人物，硬生生湊成了一伙兒，全都拉進了貿易網絡里。
    若非郭寧是白手起家、建國稱帝的第一代，也沒法推動這樣的決策。而這樣的決策一旦推動，帶來了金銀銅等貴金屬的大量流入，帶來了民間財富，
    特別是大周軍人階層的財富爆發式的增長。
    這種增長幅度下，軍人階層逐漸富裕，但他們在中原地界擴張土地的意愿，被開國朝廷的政令壓制，難以突破。想做那種地跨州郡的大地主，機會實在不多，反倒是工商兩途都無阻礙，而回報立竿見影。
    于是巨額的財富或者投入到消費，或者投入到下一步的生產擴張。在中都、河北、南京路乃至遼東各地，都有用上百甚至近千工人的工場開始出現，大量的官員商賈又投錢到船廠商行，造船出海，船隊最遠已經抵達南海。
    中原和北方的產出能販賣遠國的，本來以馬匹為主，隨著中原各地經濟恢復，又漸漸多了瓷器、漆器、藥材、布匹之類，當然，還有草原上的羊毛制品。
    大金章宗朝以后，天時就始終不正，冬季經常暴寒。天災對各地農業打擊很大，好在大周境內什么港口、工場、商行都如無底洞一般的要人，對安置災民很有幫助。朝廷只需要傳遞消息，安排災民遷徙，不需要長時間地出錢糧賑災養人。
    這種盛寒天氣在另一方面，則使得利于保暖的毛衣、毛毯等物廣受歡迎。哪怕草原上的產出一直翻著倍的增長，也越來越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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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青前幾日里收到叔叔時全的來信，信上說，有些質量特別好的蒙古毛毯，最近正在南朝宋國的行在臨安那邊，和來自大食的團花毛毯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