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寧登基稱帝以后，并不似尋常漢家天子那般端坐寶殿垂拱而治。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時間，他都在巡行各地，仿佛遼國的四時捺缽和女真人春水秋山的習俗。
    大周雖是漢家王朝，核心卻是漢兒武人勛貴，這些人看中的是掌中弓刀的威力，并不在乎瑣碎細處有浸染胡風之嫌，所以許多遼金舊制都被沿襲了下來。反倒是耶律楚材這樣的文臣，才忙著重整制度，力圖擬于漢唐。
    國朝初建，約束甚少，郭寧出巡的路線并無規律，隨行人員也常輕車簡從。比如今年一個月前他從中都出發，巡行了雄州、安州、保州、順州等地。這數州，也是金國世宗皇帝行春水所在。郭寧曾經落腳的邊吳泊，便是金世宗獵鵝的圍場。
    郭寧在那里，主要巡查了各地軍屯和民屯的情況，
    定海軍以貿易為財力的支撐，但也一向重視農墾。大周建國以后，在這上頭下了絕大的力氣，調派了許多得力的官員督促。換了尋常軍事集團，夾袋里斷難拿出這么多可用之人，但郭寧手中，一來有耶律楚材這數年里糾合的人才，二來有胥鼎為首的胥持國舊黨全力支撐。
    胥黨眾人歷年來多遭抨擊，指彼輩雖有干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自大金的章宗朝以后，這些人一頭不被女真貴族看中，另一頭遭漢人儒生鄙視，就連胥鼎本人，也總是被女真人當作頂缸的沖頭。
    但大周肇建，既往不咎，而且皇帝本人全然不在乎敦厚文風，凡事只要實績。所以這些人無不精神抖擻，全力為新朝效命。
    依靠這一大批官吏的努力，各地農耕的恢復速度很快。舊有的流民從深山大澤里絡繹不絕回返鄉里，保甲制度的作用也很明顯。隆武三年較之去年，僅河北東路北面的幾個均州，重新開墾或者恢復耕種的良田就多達一萬余頃。
    大體估計，今年收成肯定會比去年高，或許會比前年翻一番。
    只不過因為朝廷事前做了許多減賦、免賦的承諾，所以稅賦的收入沒什么增長。在這上頭要有明顯漲幅，怎么地都得等到后年了。
    隨著百姓們的生活水平漸漸恢復，商業開始活躍，各種背靠著勛貴團體的商行也開始在各地地方賺取利潤。
    這些商行的實力，遠不足與插手跨國貿易和海上貿易，獲得的利潤也遠遠不如，賺得都是辛苦錢。但對于普遍崛起于草莽的大周勛貴們來說，已經算得橫財，所以愈發引人趨之若鶩。
    郭寧知道，光是中都城里的幾個大商行，就已經開辟了從天津府到西京大同府和北京大定府的路線，當然還包括了真定府、河間府、大名府乃至北面縉山一帶的商路。這些商路都是大周的統治比較穩固的地方，至于再往西面，因為軍事對峙還很頻繁，商業難以繁榮。
    這些商路多半都依靠勛貴們的力量拓展，途中和各地軍戶的利益往來更是頻繁。
    郭寧巡行民屯的同時，更關注各地軍戶，親眼見到不少都將以上的軍官這兩年里在生活水平上頭，明顯和基層士卒拉開了差距。
    好在他們大體還不至奢靡。因為朝廷尚在用武之時，這幫軍官還挺熱衷于投入錢財到武器裝備和馬匹上頭，有些軍官的直屬的從己人力和阿里喜們，已經裝備得比精銳正軍還強。
    這樣的事情延續下去，自然又會生出新的問題，還是大問題。
    軍官們會不會腐化？
    士卒會不會受到壓榨，成為軍官的奴隸？
    朝廷的經制之師會不會成為軍隊謀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軍隊的戰斗力會不會集中到軍官們直屬的少量人手，導致朝廷武力的衰敗？
    郭寧自家就是從最底層起家的，見慣了眾人狼狽時無所不用其極的作派，所以絕不會高估部下們的節操。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一個“會”字。
    而且他非常清楚，這些問題最遠在十幾二十年里就會爆發，頂多一代人兩代人的事。就算不考慮長遠，只看眼前，這兩年里軍隊的裝備水平、訓練水平越來越高，在悍不畏死的勁頭上卻已不似當年。
    甚至有些人對眼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很是滿意，對上頭的軍事要求陽奉陰違。明明是軍戶，日子過得和普通農家小地主沒什么區別。
    郭寧四處巡行，親自和基層將士、百姓打交道，對此自然看在眼里。看到特別過分的，他也直接下令給本地領兵的將校，勒令整肅，甚至以皇命當場殺人也不止一次了。
    但大體來說，郭寧對軍隊基層的變化并不苛刻相待。他覺得，這種事情不值得過于在意。
    這世上從來就沒有萬世不易的良法，每一代人，都要面對每一代的難題。后世種種制度號曰先進，其實最多能管用個一二十年，就已經僥天之幸。哪怕號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難免這里那里變質，鬧出這樣那樣的麻煩。
    何況郭寧聚集起來的軍人集團并沒有先進思想作為指導。大家從軍征戰，起初是為了求生或復仇，到后來想得更多的，就只是富貴而已。
    軍事勛貴集團是大周的基礎，作為皇帝的郭寧，并不急著去打壓他們。某種程度上講，他倒是希望勛貴們能夠見識些好日子，養成些貪婪的心態，對富貴有些期待。
    因為只有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