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寧曾經以為，自家的定海軍人心甚齊，外人難以動搖。在此數萬人十數萬人團結一心的龐大力量支撐下，郭寧才敢于對抗看似龐大的強權，將之一一錘破。也正因此，海上之人忽然被扇動作亂，郭寧便格外惱怒。
    郭寧既然惱怒，很多人就要倒霉。
    比如在都元帥府門樓墜地的大行皇帝，又比如即將迎來整肅的船員們。甚至原本力求雍容，現在卻不得不出面壓制朝堂群臣的移剌楚材，也能算是個倒霉的。當然，罪魁禍首一定會最倒霉。
    郭寧是邊疆武人出身，自幼見多了廝殺搏戰。大金北疆的武人們又與異族混居多年，人多沾染胡風，無論對敵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好男兒都講究勇勐強悍，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莫說忍氣吞聲了，稍微猶豫遲疑就會被人看不起。所以野狐嶺敗戰之后，那么多的潰兵散在山野塘濼，還能靠著兇戾手段立足。
    如今知道了試圖插手中都政變，擾亂定海軍的禍首便是賈涉，郭寧哪里能容他？
    只說一句將之抓捕，已經是看在此人先前殷勤奔走，為定海軍安排糧食走私的情分上。換了他人，郭寧的命令多半便是直接斬殺了，傳首來看，哪里還要加個審問的環節？
    要把賈涉抓到直沽寨來，這還不止是單純的抓捕。
    定海軍與南朝宋國在經濟上自然是緊密關聯，但關聯不代表軟弱，更不代表郭寧會打落牙齒往肚子里咽。宋國對定海軍的挑釁，先前阻斷糧食貿易算一次，此番扇動海上綱首，算第二次。以此看來，宋人對定海軍、對郭寧的行事風格怕是不夠了解，以至于反復挑釁。
    所以定海軍必須要在軍事上展現強勢，給宋國一點顏色看看，否則宋人食髓知味，后繼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挑釁，永遠沒有消停。
    后世所謂“以斗爭求和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次抓捕，是長途奔襲的軍事行動，更是示威，必得做得漂亮，做得雷厲風行，才能震懾南朝宋國境內相關的鼠輩。
    為此，不止李云和周客山動用了手頭的力量，董進也協同兩人，提前調集將士待命。負責前出偵察的精干人員乘坐周客山的快船，更早一步就南下。
    隨同郭寧駐在直沽寨的軍事參謀很快制定了詳細計劃，又將之通報中都的移剌楚材，以便中都方面做好后繼的應對。
    一時間，從中都到直沽寨，不下上百人為此奔忙準備。一般的士卒不知道郭寧下了什么命令，但知道內情的人彼此交接任務時，都有些緊張情緒，說南朝宋國境內有人作了大死，恐怕郭元帥會有些懲治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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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直沽寨里緊鑼密鼓的準備，楚州方面一無所知。
    南朝人想事情的角度，與北人大不相同。宋國一向以正朔自詡，講究文采風流，運籌帷幄。北方武人習慣了白刃見血以后再論高下，南方士子的畢生功力卻大都在刀筆上。而士子們的刀筆功夫又鮮少能施展于敵國，多半都在面對同僚的時候大顯神威。
    在定海軍的報復行動即將到來之時，楚州山陽縣城里，陰沉沉的天空下，秋風卷土，氣氛肅殺，軍民百姓無不嚴肅。偶有小吏走在街上，很快就被熟悉的商賈或者地方上的土豪攔住，然后拉到街角偷偷發問：“怎么樣？怎么樣？誰占上風？”
    山陽縣城是楚州的治所，此地是運河在大宋境內最北端的城市，既是淮河向南通往長江的唯一出口，也是黃河奪泗以后通往黃水洋的唯一出口。此地百年來都是大宋東北邊界的門戶，紹興初，韓世忠率軍八萬駐在此地，淮東得以安寢；紹興末，劉琦也曾在地抵擋完顏亮的大軍。到開禧年間，金宋兩國兵戈再起，畢再遇領楚州之眾于此，南下金軍空有精兵七萬、戰船五百余艘，只能不逞而退。
    正因為此地重要，歷年來大宋安置在此，或者有權指揮楚州事務的，都是朝堂上公認的干練之臣。這數月來，隨著北面大金兩分之勢愈來愈明顯，連續有多人被調動到江淮任職。
    南京路遂王那邊向南朝傳信，講述定海軍的兇惡事跡不久，原任廣西提點刑獄的崔與之就得皇帝緊急召見，隨即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到了揚州以后，立即全面接手了淮東各地的防務。
    不過崔與之喜歡掌控大略而放手細務，在軍事上，注重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在具體瑣碎上頭，則全不理會賈涉在運河沿線乃至各個榷場的奔忙。
    到那次阻斷糧食貿易以后，定海軍假作高麗商隊，繼續大作生意。朝堂上對此看似全不在意，其實倒也明白，那定海軍的影響已經及于海東大國，非同小可。于是又派了一向主張對外強硬的李玨擔任江淮制置使，在健康府駐扎，統領江淮。
    同時，又有與李玨抱持同樣立場的兵部侍郎應純之到了楚州，擔任知楚州兼京東經略按撫使。
    半年時間里，小小的楚州上頭，多了兩個安撫使、一個制置使。他們全都手掌重權，還都很有想法的樣子。于是就和大宋過去許多年的政壇故事一樣，三位能臣湊在一起，彼此的思路完全相悖，于是各自拖后腿，各自上表打嘴仗，到現在什么也沒干成。
    這會兒，三位使臣齊聚楚州，忽然又暴發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