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是華國首家政府管理學院，學院跨政治學、公共管理與應用經濟學三個一級學科，教學重點就是培養政府高級領導干部，在人才培養方面,學院的教學理念是寬基礎、精專業，因為會定期邀請政府高級官員來學院講學，所以和其他學院相比，這座學院也就更多了一層被權力包裹的神秘感。
    如果說光華管理學院代表的是燕大最有錢的那一群人，數院代表的是燕大最聰明的那一群人，藝術學院代表的是燕大最漂亮的那一群人，那么這個政府管理學院就是整個燕京大學中最有權力的一群人了。
    在現代華國，從政還是經商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1978年以前這個問題自然沒有疑問，幾乎百分之99的華國老百姓都會首選從政，從春秋戰國起，華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春秋谷梁傳·成公元年》按士商工農劃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士農工商的思想與階級劃分早已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
    其實在遠古時期，華國社會并不輕視商人。商人的地位也一直挺高，在殷商時期，人們十分熱衷于從事商業，后世的商人之名也是因此得來。但是在商朝滅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滅亡教訓，認為商朝就是因為商人過度熱衷商業，荒廢農業，才會導致國家不穩，最終滅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斷打壓，名義上的地位與奴隸等賤籍無異，被其他階層鄙夷，比如《逸周書·程典》載：“士大夫不雜于工商。”
    但是絕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雖然管仲提出了“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但他的本意并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賈出身，而在他的變法當中，他極度重視商業的作用，還頒布了許多促進商業發展的國策。所以說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沒有問題，但若是將導致古代中國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實在是冤枉。
    在春秋戰國以后，士大夫階層地位不斷上升，官僚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秦亡以后，漢朝奉行儒家學說，漢武帝更是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此時，士人的地位就逐漸超過人了。
    直到隋朝科舉制度產生以后，讀書考試與做官被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使得讀書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士的概念也在發生改變，軍人被劃分為軍籍，而士則專指士大夫與讀書人。就這樣，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軍士，成為“士農工商”的榜首。《神童詩》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是被無數人奉為金玉良言，直到現在依舊被人傳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華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立國之本，極度重視農業，而商人不僅會加劇社會流動還會成為影響統治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愈發被統治階層打壓，古之巨富，如明沈萬三，清胡雪巖莫不如外。
    從對于經濟的貢獻來看，商人顯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統治者卻有自己的考慮。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像管仲一樣出身商賈，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賈，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漢書》中就主張道：“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驅民而歸之家，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商人較強的流動性以及它對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業對于繁榮國家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華國古代的歷朝歷代依舊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士農工商從對于平民的劃分轉變為尊卑排序。在戶籍制度出現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概念，不過統治者顯然是需要這種概念的。統治者需要將社會階層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階層，且士要在最前面，以體現示人階級的特權和地位，農則緊隨其后，體現出統治者對于農業的高度重視。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視，所以還要排在農后面。而商賈在奉行重農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歸為“四民”當中的“賤籍”。所以，中國古代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亦是統治者的需要。
    可想而知，在出士致相的現實與重農抑商的國策下，從政和經商的差別早已不言而喻，唐·韓愈《順宗實錄二》：“諸色人中……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  宋·蘇軾  《賜許將赴闕詔》：“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也都表達出了從政的優越性，權力是男人最好的外衣古往今來便是真諦。
    這樣的社會環境一直持續到1978年后，計劃經濟體制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當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體，商人的社會地位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商人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商人參政議政已經成為社會常態，甚至排名世界前列的企業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全社會對于財富的追求也愈發強烈，普通百姓除了崇拜政治權利外也會對商人的生活產生好奇，要不然也不會有什么福布斯華國百富榜和胡潤百強企業家這些榜單的出現了，“馬爸爸”這個稱呼的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