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夠傳世的藝術作品，自有其動人的感染力。
    唐詩作為古代文學之一大豐碑，在不同時期也是自有其不同面目。如果從比較宏觀的尺度而言，整個初唐時期主要還是對齊粱文體的繼承、發展與擺脫。
    南朝國運雖不壽，但是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卻是流傳悠久。如貞觀時期的虞世南、褚亮等人，本身便是出身江東的世族家庭。另有王績，則是對陶淵明隱逸精神的繼承。
    高宗時期的上官儀，是一位宮體詩的大家，齊粱文體之綺麗矯飾，在其筆下有了新的發展，乃至于成為一時風靡之典式。
    龍朔前后，初唐四子相繼而出，他們出生伊始便在一個生機勃勃的新朝，自有一種新的氣象追求。但是傳承至今的文脈哪能說斷就斷，四子雖然各有突破，個性不同，但是這種突圍更顯示出齊粱文體傳承至今那種根深蒂固的影響力。
    及至沈、宋、李嶠等人，則更沉迷于宮體應制詩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并且由于其各自政治前途而成為文脈主流，競相浮華。
    以至于晚唐李商隱在論及初唐前輩時，語調都略有刻薄：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這一時期，如果說有一個人文風是干凈的，那就是陳子昂。所謂革盡齊粱舊弊，直追建安、正始，陳子昂的文風，幾乎沒有任何前朝文風的影響。
    陳子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本身的刻意追求之外，也在于相對于同時期的其他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傳統型的文人。蜀中多閉塞，不與外界通，陳子昂從立學開始，所接受的便不是傳統文人的教育。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正因為這一點，陳子昂在后世被推為當時文體最正，成就最高，洗盡鉛華、一掃纖弱。
    陳子昂雖然在政治上始終沒能成為主流領袖，但卻憑其一己之力，在詩歌文化方面給唐詩立下一個清晰的、有別前朝的標尺。在此之后，不獨大唐國運日漸壯闊，詩歌也迎來氣象最為壯大的時期。
    盛唐詩人，群星璀璨，無論如何褒揚都不為過，大凡名為后世所知者，無論放在其他任何時期，那都是一個能打十個的存在。
    而在這當中，星光首耀者便是王維。王維本就出身太原王氏這樣的傳統高族，更容易為士林主流所接納，本身也是才華橫溢，且又生活在大唐盛世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后世更有盛譽，唐世若無李杜，摩詰當推首席。
    講這些主要還是說明一點，李潼來到這個世界之后，便念念不忘要搞文抄的大事業。
    可是該從何人入手，又要考慮到自身的閱歷與處境，唐詩所以迷人，就在于每一個能夠成宗稱家者都有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即便不談文字獲罪的隱患，也該想一想通過文抄給自己樹立一個怎樣的人設。
    他要做的終究還是一個色藝雙絕的名王才子，而不是一個兩腳書櫥。亂七八糟胡抄一氣，精神錯亂、人格分裂一樣，又怎么讓人通過作品去了解作者？
    考慮到這些，一眾盛唐大手子中，符合他眼下際遇狀態的也只有王維，同樣的出身名門、同樣的才華橫溢，而且王維詩中往往還帶有一些禪意，這更跟眼下的大環境向吻合，簡直就是絕配。
    至于他都抄光了，王維該怎么辦，李潼也是一個講究人，既然王維幫了他，未來他如果能成功上位，自然也要提攜、照顧這個小晚輩。以后的翰林學士，給王維留個位置。真要做得好，也別王右丞了，直接給安排成王右相。
    《洛陽女兒行》這一首詩，綺麗博大，采色自然，不由雕繪，通篇寫盡嬌貴之態，又敏感于君子不遇，詩意延伸，可謂綿延悠長、
    富貴尋常，是我家事，嬌兒幸遇，榮華盛享。至于那貧賤浣紗的如玉越女，你到洛陽來啊，你到我家來啊！
    也正因此，當沈佺期將這首詩于堂中吟詠完畢之后，頓時便引起了轟動效果。各自境遇不同，但都能在心里生出不同的解讀與感受。
    盛唐詩所以優于初唐詩，乃至于較之技法、題材更加純熟豐富的中晚唐詩要有更加廣闊的傳唱度，就在于氣象的博大所帶來那種普世通感的藝術感染力。
    初唐詩如上官體之類的宮體詩，哪怕再怎么莊美典雅，題材本身便限制了其傳播性，更近似于一種沾沾自喜的炫耀。技法之外，于藝術上的表達力則乏甚可夸。
    沈佺期將這詩作吟詠完畢后，滿堂熱議足足過了大半個時辰才漸漸有所收斂。而這首詩的動人之處，則深深感染了在場每一個人。
    老文青喬知之激動得臉色潮紅，不顧失禮沖到少王席前，兩手猛擊大聲說道：“非是富貴中人，安能自然極言如此繁華姿態！大王妙筆或作尋常揮灑，但卻將人心神攫取，愿久浸此中！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豪奢或不足夸，唯愛此中深情！”
    眼見喬知之如此激動，李潼不免感慨，你要不是這么愛深情，日后也不至于家破人亡。
    沈佺期則指著沈君諒大笑道：“大監何必有恨，越女玉質君憐賞，高著風格在蘭臺。”
    說完后，他又轉望向河東王，并作懊惱狀嘆息道：“大王舊作《萬象》一曲，已經讓臺館學士輾轉反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