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信手寫來的這首絕句名為《雨晴》，是晚唐詩人王駕的作品。
    王駕其人其詩，在后世都沒有什么太大的名氣，但并不意味著其人就沒有水準。有唐一代，詩文名家數不勝數，被那些璀璨光輝所埋沒的同樣不在少數。
    《二十四詩品》作者司空圖，稱贊王駕長于思與境偕，這一首《雨晴》便是代表作。這首詩以花為眼，以雨為變，生動寫出雨打殘花、蜂蝶棄顧的晚春園景，那種遺憾與可惜躍然字間。
    李潼有感而發，寫出王駕這一首詩作，除了扣合衰敗園景的主題之外，還有一層感觸那就是詩中所暗含人情冷暖的薄譏，有感而發。
    以花喻人，蜂蝶便是熙熙攘攘的人情，他是一朵晚春殘花，雨打凋零，人情過而不顧，如蜂蝶翩然飛去，或許是懷疑別人仍有繁花勝景。
    但其實時局動蕩，風雨飄搖，百花凋零是時令所致，人皆困此，美景難再，正如上官婉兒戲言，夏蟬聲噪，鄰家也無春色。換一個說法那就是武周代唐已經是天時隨播，時局中人莫能外都要受此影響。
    文學作品之所以長久擁有生命力，在于那種能夠普遍代入的情境。讀詩詠詞，言雖古人，但感觸卻產生于每個人自己的內心，詩作或有優劣的分別，但人的感受還是普遍平等的，沒有高低之判。
    上官婉兒評價這首詩形意仍散，李潼心里并不認同，但之所以不爭辯，大抵還是出于一種夏蟲不可以語冰的想法。
    唐詩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為人所知，內里又可細分許多門類，比如年代上的初盛中晚唐，派別上的宮體、邊塞、田園等等，形式上的古詩、律詩、絕句等。
    唐詩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日常唱和交際的詩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一人立題立韻為首唱，其他人應和作詩。奉皇帝之命作詩稱為應詔，武后履極之后因避諱其名“曌”而稱應制，太子、皇后之命稱應令，諸王之命則稱應教。至于普通人，那就是和了。
    上官婉兒認為這一首《雨晴》詩形散失工，李潼并不感到意外。初唐時期宮體詩仍占主流，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便是初唐宮體應制詩的翹楚，其人詩作甚至被命名為上官體，是唐詩中第一個以人的姓氏所命名的詩歌風格，可見其人當時影響之大。
    雖然上官婉兒還在襁褓之中，她的祖父上官儀便被武則天干掉，但上官體的影響仍然極大。家里有這樣一位文豪長輩，上官婉兒人生經歷又主要集中在禁宮之中，其審美意趣傾向于此并不意外。
    上官體作為宮體詩中的翹楚代表，也將宮體詩注重雅致、形工、辭藻等特點發揮到極致。基于對形式美的追求，上官儀總結六朝詩歌對偶，提出六對、八對的概念，又為律詩的最終成型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但若講到上官儀詩作的藝術生命力，也有一個很淺顯的評判標準，后世有多少人能背誦他的詩？
    上官婉兒在后世以才名著稱，特別在中宗一朝更號稱稱量天下詩才，但見識上帶來的局限性仍然不可忽略。
    特別對于領略大唐詩歌盛況全貌的李潼而言，那真是要不客氣的說一句，你和你的爺爺、包括你所稱量的宋之問、沈佺期之流，全都是小弟弟！
    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見識不是白給的，不想跟你爭辯，是怕你接不住。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文抄詩萬篇，你說氣不氣人？
    上官婉兒并不知李潼心中已經將之歸為小弟弟一類，她是真的喜歡這一首詩中情景交融的趣致，但也真的可惜字語淺白近陋、失于對稱、平仄逆聲的缺點。
    不過這倒也符合永安王的情況，身為故太子李賢的兒子，才情肯定是有的，但本身卻又乏于系統的培養訓練，以至于才情洶涌、落筆失言，佳作難出。
    至于此前經由她手轉呈太后的那一首《慈烏詩》，上官婉兒本身也不認為是李潼所作。
    她倒是想借著點評這一首詩作之際，向永安王講述一些作詩的技巧，以便日后情有所感，能夠寫出言工意整的雅致之作。不必強求才名驚艷，聯絕之內吟卜韻辭，有這樣一樁愛好，也能稍微排遣一下幽禁的苦悶。
    上官婉兒便講起這首詩中失工失粘的情況，但很快便發現李潼有些心不在焉，很快便意識到少年偶得佳句，難免沾沾自喜，希望能從旁人口中聽到夸獎，對于錯誤的指正多少會有抵觸。自己少年學詩的時候，偶爾也會有這種要強的性情。
    于是上官婉兒便也不再多作厭聲擾人，轉移話題講起朝廷詔贈曾參太子太保，并配享孔廟的殊榮。
    李潼聽到這話，眸子頓時一亮。他跟曾參不熟，其人哀榮如何本來與他也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是，他日前所進《慈烏詩》便有“請君封曾參”之語，眼下上官婉兒講起朝廷果然封贈，彼此間自然是有關系的。
    曾參哀榮高低與否，自然包庇不了眼下的李潼。但這件事卻是一個信號，表示這一首《慈烏詩》的確有了回響，而且不再只局限于禁宮之內，已經延伸到了外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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