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皇帝還沒有正式登基，但從來都是高效運轉的晉國內政體系早已經接管了大漢的中央朝廷，許多在晉國內部早已深入人心的政策和制度，順理成章地開始在大漢全境進行推廣和落實。
    各地殘留的世家大族，如今都老實的如同秋后的螞蚱，誰也不敢跳出來阻擾新政的頒布和實施。其實他們并非僅僅只是新政的受害者，有許多時候他們也是新政的受益者。
    雖然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經過重新丈量之后再分配到全體漢民的手中，極大地損害了一些大地主世家的利益，但按照帝國的新政，這些世家大族因為人口眾多，就算是在平均分配的基礎上，他們依然得到了比小門小戶更多的土地，而這些土地足夠他們養活自己。
    唯一不足的可能便是大漢境內沒有了農奴和喪失土地的平民，今后這些世家大族們想要收獲莊稼的話，要么自己種自己收，要么花錢雇人幫忙種、幫忙收。這個過程已經不存在太多的剝削成分，只是一種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有償互助行為，是得到帝國的保護和鼓勵的。
    今后那些做了生意發家致富的小戶人家，也沒有機會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因為土地的所有權歸于國家，任何私自買賣土地的行為都會受到傾家蕩產的懲罰。按照《大漢憲章》的規定，帝國鄉鎮一級的機構將會每隔五年重新丈量一次土地，統計和普查一次人口，然后收回無主之地，分配給人口增加過多的家庭。
    如果一戶人家原本分了四十畝田地，十年后家中人口增加了一倍，結果無法養活家中人口，而當地又沒有新的土地增加，這戶人家便需要向外輸出勞力。要么去當兵，到大漢之外的地方開疆拓土；要么去從事手工業和服務業，掙了錢直接買糧食養家糊口。
    這種做法實際上也可以有效地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太能生的家庭要仔細掂量一下孩子生下來之后能不能養活。
    早在中原大戰爆發之前，趙興便開始著手搭建全新的中央政體，或者說新式的朝廷，現在看來效果還是十分明顯的。
    劉虞已經于三個月前抵達長安，并且著手開始政務院下屬的十幾個大部門的機構搭建以及人員遴選。雖然他目前還沒有從新皇帝手中接過寫有“政務院總理”字樣的任命書，并且對著《大漢憲章》宣誓就職，可實際上的工作已經全面鋪開，許多開始在大漢全境試行的政策，便是由政務院籌建辦頒發在報紙上的。
    立法院院長賈詡也在按照趙興的授意，逐字逐條地起草和修訂《大漢憲章》。趙興直言不諱地告訴賈詡，要從人性一開始便是貪婪和自私的這一出發點來起草大漢的憲章與母法，盡最大的能力堵上可能導致帝國發生問題的漏洞，特別是在限制皇權，以及皇帝的選拔與繼承、帝**隊的有效管理和指揮等方面。
    監察院院長田豐已經走馬上任，如今正帶著一幫和他同樣剛正不阿的監察使，巡回在大漢各州境內，對各州正在熱火朝天地開展的土地丈量與分配工作進行監察，對各州新調整上任的官吏進行誡勉談話。
    司法院院長王允緊盯著田豐的行動，對各地監察使揪出來的“蛀蟲”、“惡霸”、“民賊”進行裁定和懲處，很快便樹立起了司法院令人敬畏的權威和尊嚴。等到以后《大漢憲章》和《大漢法典》相繼頒布之后，司法院的工作將會更加正規和有序。到時候王允甚至打算采納趙興的建議，在各地法庭上設立民眾陪審團，讓普通百姓親眼看著司法院是如何秉公執法的。
    在嶄新的《大漢法典》之中，將會徹底取締“謀逆”這項最大的罪名，替代謀逆罪名的將是叛國罪，至于誅連九族這種毫無人性的嚴刑峻法也自然會被取消。
    按照《大漢憲章》的定義，皇帝今后的準確身份是帝國的象征和守護者，如果皇帝本人沒有違反《大漢憲章》，而有人起來聚眾造反意圖推翻皇帝，甚至想要改朝換代的話，他便是犯下了叛國罪，跟他一起造反的人自然也是叛國者。至于叛國者的家屬親友，則根據是否知情、是否參與來量刑定罪，不再進行連坐。
    雖然《大漢憲章》仍然或多或少地維護著皇權和皇帝的地位，但是不難看出趙興處處都在強調國家的概念，而非皇權的概念。將謀逆罪改為叛國罪，雖然只是簡單兩個字，卻體現了國家意志和人性化的理念。
    除了聚眾造反意圖推翻皇帝可以定為叛國罪之外，其余的諸如里通外國企圖分裂國家，以及一切危害到大漢安全的行為，皆可以裁定為叛國罪。《大漢法典》對叛國者的懲處最為嚴厲，一旦確認是叛國者，則會被處以絞刑，絕不姑息。這一條，甚至連皇帝本人也被涵蓋進來。
    等到這年的秋收結束之后，趙興帶著從各地匯聚到洛陽的中央政府官員，在定遠軍漢軍騎兵師的護衛之下，乘坐上千兩的馬車浩浩蕩蕩地向帝國首都長安而來。從洛陽至長安的數百里官道之上，已經忙完收割的百姓們夾道歡送或者歡迎著他們即將登基的新皇帝。
    趙興的大兒子趙振邦留在了洛陽，為了防止年輕人驕傲和懈怠，趙興把田豐、王允、陳宮、糜竺和秦宜祿等人留在了洛陽，讓他們在忙著自己所負責的一攤事務的同時，好好**和看管他這個大兒子。
    這五人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