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關，往年本該清冷寂寥的涼國高平，如今一番熱鬧紅火的氣象。而距離高平六百多里的長安，今年卻不復往日的繁華興旺，變得冷冷清清，少了許多生機。
    在這此消彼長之間，定是發生了什么重大的變故，否則為何堂堂帝都長安卻比不上一座西部邊陲之城呢？
    一切都緣于那場至今想來都讓人覺得詭異的“鼠疫傳播”事件。
    西涼地區爆發鼠疫的消息傳到長安時十分突然，前一天城里城外的人們還在談論這次鼠疫會給涼國造成多少傷亡，第二天便聽說有涼國的百姓逃進了關中，接下來就是漫天的流言和無數百姓從西向東的逃離。
    在這種亂哄哄的情形之下，朝廷派駐在關中地區的各級官吏充分展示了他們懦弱、昏庸、無為的一面，只是跟著大量棄家而逃的百姓失散，卻沒有幾個真正留下來做點實事。
    關中百姓逃離家園，雖然是無可奈何的舉動，卻也會因人而異，竟然也能分出個三、六、九等來。
    那些分散在鄉下各處的富家大戶們，至少處于六等人到三等人之間，他們讓家仆趕著牛車，懷里揣著田產地契，包袱里面裹著金銀珠寶，浩浩蕩蕩地向帝都長安涌來。至于他們留在鄉下的宅院和田地，則讓留守的家仆負責看護管理。這些家仆若是敢跟著身份自由的下等人逃離本地，一旦日后被抓回來，那就需要把牢底坐穿。
    那些原本住在長安城內的豪門大族，則在三等以下人涌進長安的時候，坐著舒適的上黨造四輪馬車，拖家帶口地出了潼關，直奔東都洛陽而去。這些三等以上人，既然能在西都長安成為豪門大族，自然就有親戚朋友住在洛陽，他們過潼關不會受到官兵阻撓，過函谷關時還會有來自洛陽的親隨迎接，整個遷移的過程壓根不像逃亡，反倒似一場郊游歸來。
    與上等人和中等人相比，六等以下的百姓就要可憐許多。鼠疫來時，窮苦人家除了“丑妻薄地破棉襖”，家無余財，身無長物，所以他們逃得堅決徹底，也逃得毫無章法。窮苦的百姓隨著人流走到哪里算哪里，在青泥隘口遇到阻攔便往潼關，在潼關被官兵明晃晃的刀槍呵退，便向北前往上郡，總之哪里能有容身之處便去哪里。
    幸好，這一次賈詡并非只是想跟關中地區的百姓開個玩笑，而是提前已經與身處臥虎城的平西王做好了商量，所以一路逃進晉國境內的百姓得到了救濟，在沿途官兵的護送和組織之下有序地進入了晉國、幽州和冀州，最終絕大部分遷往東北地區。
    若是擱在以往，這種突然爆發的大規模流民潮過去之后，至少要折損三成以上的人口。而這一次除了最初在關中地區造成了個別人員傷亡的情形之外，所有進入晉國的流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沒有發生人為的傷亡事件。
    關中地區原有人口近三百萬，胡人寇長安時逃走了一部分，還剩下兩百五、六十萬。這次鼠疫過后，便只剩下一百五十萬人。
    沒有了那些下等人充斥關中地區，按理說留下的富戶們、達官貴人們應該高興才是，畢竟再也沒有衣衫襤褸、容貌猥瑣的窮苦人跟他們同時出入長安城的十二道城門，就連城內的空氣都要新鮮干凈一些。然而，留下來的人如今真的是高興不起來。
    以前只要富人出錢，就可以在集市上雇到各種尋找伙計的勞力，就可以讓窮苦下等人在自己的田地之中勞作，可現在他們就算掏出再多的錢來，竟然發現雇不到人來做工！雖然留在關中地區的一百五十萬人仍然還可以分出三六九等，但最苦逼、最草根的那一層卻消失不見。
    如今還留在關中地區的百姓，最不濟都是家有田產，可以混個溫飽的那種。以往那些度日如年、為了養家糊口而辛苦奔波的草根們，已經被這場鼠疫一笤帚掃到了晉國境內，去“禍害”和“埋汰”平西王趙興去了！
    后世帝都的某位狗屁學者磚家不是曾經叫囂要限制低收入人群進入京城嗎？身處大漢最底層的百姓們是多么的可愛，他們不用別人限制和驅趕，便乖乖地便去了別的地方，留給西都長安一片純凈的天空和一座干凈整潔的城市，讓這些富人們繼續過人上人的生活。
    只是，若是下次又有瘟疫爆發，而且就在長安城內開始，該卷著鋪蓋滾蛋的又會是哪等人呢？
    新任車騎將軍皇甫嵩大人的府邸位于長安城內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他如今便是這座昔日皇都的實際主宰。在他的府邸兩側則分別是鎮西將軍皇甫堅壽和京兆尹皇甫酈兩位大人的府邸。有這三位大人坐鎮長安，一時之間長安還是安全無虞的。
    這一日，皇甫堅守和皇甫酈照例前往博望侯府向皇甫嵩請安。眾人落座之后，身為京兆尹的皇甫酈有些忿忿地說道：“那趙國昌忒得欺人太甚，竟然借助《晉報》散布謠言，欺騙關中百姓去投晉國，害得我們治下如今人口大減，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須發皆白的皇甫嵩搖頭苦笑，緩緩說道：“你可曾想過趙國昌為何能將關中百姓誘騙過去？若是易地而處，我們在晉國境內散布這樣一條謠言，晉國的百姓會逃往關中嗎？”
    不等皇甫酈回答，皇甫堅守先開口說道：“莫說是晉國，就算是涼國的百姓也不會逃往關中！據下面的兄弟報